据审计署披露，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约１０万亿元。巨额债务从何而来？这其中蕴含着多大风险？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和应对？就这些焦点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内一些经济学家。

    如何评价此次审计？

    审计署以４万人的力量开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涉及８万多个政府部门、机构和其他单位，以及３７３８０５个项目和１８７３６８３笔债务。花费这么大力气值得吗？如何评价此次审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这次审计组织措施得力，分析方法科学，框架清晰合理，理清了地方政府性债务这本账，让公众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应能在相当程度上打消中国会不会因此而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会不会“硬着陆”等顾虑。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审计机关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全貌、结构、演变，都清晰地揭示了出来，为当前的经济发展大局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利于学术界客观、正确地分析和判断经济社会发展中值得肯定的东西和风险所在，从而更积极地防患于未然，并推进相关制度和机制的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这项审计做得非常系统，相关数据都一一对应到项目上，非常严谨细致，审计报告也很客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承惠：这次审计可用三个词来形容——严肃、严谨、严格。这一整套全面、权威的数据，不仅有利于澄清社会上各种各样混乱的说法，而且也有利于今后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债务源于应对危机吗？

    在应对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８年的亚洲、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央通过发行国债并转贷地方政府、代地方发行政府债券，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方式筹集了大量资金。就此可以认为，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源于应对危机吗？

    李扬：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原因十分复杂。一是各级政府间事权和财权高度不匹配，这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根本性体制原因。二是没有厘清政府和市场、企业的关系，政府融资所提供的产品性质混淆，投资主体混乱。三是相当部分债务与应对危机的宏观调控措施密切相关，但这部分债务不应同非危机时期的一般性政府债务等量齐观。

    友诚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我粗略算了一下，为解救两次危机而造成的地方政府债务约为５万亿元。这笔债务，不是正常情况下形成的，而是应急之策，不能全都用正常情况下的收益率来分析，甚至完全用商业模式来分析其风险。当时，假如中央不当机立断，以包括地方债在内的重拳来解救危机，我国房地产、金融都可能出现崩盘局面，导致大量农民工下岗，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带来的风险更大。这种在危机中刺激经济的用债方式比西方消费型的刺激经济方式可能更好一些，后劲要大一些。这些债务的投入，对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对民生的贡献不可忽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１９７９年就有第一笔地方债，而这一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年头。历史地看，以往债务往往以其他形式出现，不是直接以债务形式出现，２００８年以后，趁着反危机操作的浪潮，各地开始搭建融资平台，地方债问题开始变得特别突出。追根溯源，政绩观、财政主体多元化和地方财政不健全是地方债产生的体制性因素。

   现有债务风险有多大？

    审计发现，除５４个县级政府外，全国三级地方政府均存在政府性债务，总数高达１０万亿元，其中６０％是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这当中蕴含着多大风险呢？

    张承惠：这次的审计结果与我这几年对地方的调研情况是一致的，总体债务风险不大，但地方债务有结构性问题。未来的风险隐患主要是在财力较弱的市、县一级，如果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不解决，再加上偿债高峰和财政收入增速回落碰到一起，债务问题可能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