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把中小学教材教辅市场比喻为一个甜蜜的大蛋糕，为何甜蜜，我们先来看几组数据：全国中小学生将近2亿人，教材教辅用量惊人；据资料显示，中小学教材教辅是我国出版社的重要利润来源，其产值占到了图书市场的70%。与一枝独秀的教育出版相比，我国的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所占市场份额加起来还不到教材教辅的一半；一本首印1万册的100页教辅，成本大概也就在5元，却有可能定价到30元。如果出版社以定价的6折向书店供货，其最终利润可达13元，相当于成本的2.6倍。这就是典型的暴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写到：“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正是因为高额利润的诱惑，围绕这个蛋糕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一张张黑手不断推高教材教辅价格，最后让广大中小学学生成为了“冤大头”。

    按照通行的潜规则，教辅书的印刷成本为25%，出版社给自己留20%左右的利润，编写者一般会得到实际销售额的5%作为版税收入；新华书店五折拿到教辅书后，扣除4%的配送成本，书店自己留23%的利润，另外23%的利润则作为回扣支付给有关教育部门和学校。一套教材教辅从出版到发行，最到到学生手中，可谓是层层加码，而几乎在每个环节都存在不为人知的利益纠葛和权钱交易。

    首先是出版环节。为了获得版权或进入教材目录，一些教材教辅策划与出版机构各显神通，大打“公关牌”，要么以“赞助费”“感谢费”为名贿赂教材教辅编写委员会的官员，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体育处原处长季克异、基础教育司教材管理处原调研员王安华的落马，就是不法商人无孔不入的有力铁证。另外，由于民营出版机构不具备出版权，其策划编写的图书必须通过与国有出版社合作才能出版，前者一般向后者支付书号费、审稿费、管理费等费用。为了顺利出版，国有出版社的负责人又成为了他们的“公关”对象。正是因为权钱交易的存在，才造成了教材教辅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

    接着是发行环节。一套教材教辅要打进当地教育行业也非易事，这必须取得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授权和资质。这是是腐败产生的温床。为了成为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教材教辅，发行商们往往出手阔绰，要么直接给一定点子的回扣，要么邀请相关领导参加“学习考察”，用感情拉拢和金钱腐蚀等方式取得“一家独大”的局面。

    最后是销售环节。当地书店为了占据市场份额，他们往往以高额回扣为诱饵，让班主任、课任教师成为了自己的“推销员”，甚至成为了盗版教辅资料进入学校的“零售终端”。据调查，班主任和课任教师在教辅销售中平均获利达2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就会以“提高学生成绩、顺利升入重点学校”为冠面堂皇的借口，要求学生到指定的书店购买教辅资料。更有利欲熏心者，一门学科就要购买3-4套，就算学生挑灯夜战、夜以继日也难以做完，真是苦煞了孩子！

    教材教辅暴利的背后竟是一条龙的腐败！根源就在于资源的垄断和应试教育的毒瘤。在当下，出版商、发行商、教育主管部门、书店、学校、教师在长期的利益共享中已捆绑在了一起，要斩断这条利益链绝非易事。但是，为了孩子，为了中国教育的明天，我们也要下大力气治理教材教辅腐败，还教育一片纯洁的天空。一是要价格主管部门和新闻出版集团要合理定价，制定最高限价。尽量减少图书定价与实际销价的差距，使购书回扣成为无源之水。二是要加大监督和打击力度，对涉及教育腐败的问题绝不姑息，要查处一起，惩处一起。三是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师德修养，让教师真正把心思用在教书育人上来。四是要实行“阳光操作”。让教材教辅的审定、出版、发行、销售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对重点环节和重要人物予以重点监控。

    当然，要彻底解决教材教辅滋生的腐败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更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关注，才会实现中国教育的良性循环、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