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已经被执行死刑，用人们熟悉的话说，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没有量刑上的疑问。但案件所折射出的社会心理，却不会随着药的肉体消失而消失。因为在这件事中，社会表现出的焦虑是法律的正义解决不了的。所以听到药家鑫最后的消息时，我在博客上写下这样一段话：那些认为药家鑫应判死刑，却不会为其死感到欢乐的人，才是我所尊敬的人。

    我个人赞成最终废除死刑，仅仅因为我认同布鲁诺·赖德尔在《死刑的文化史》中的话：“直至今日，死刑最深刻的本质是活人祭祀这一点没有改变。”从药案一开始，法学家贺卫方、萧瀚等人就提到废除死刑的意见，我一直非常敬佩这几位法学家的良知和勇气，但他们的主张在大陆成文法体系下，不太可能通过一个具体个案实现。这也是我认为在现有法律下，药家鑫应判死刑的原因。

    药家鑫不是预谋犯罪，但他必须为剥夺了另一个无辜者的生命而被剥夺生命，这是符合自然正义的结局。而对“天道主义”而言，法律惩罚的应该是罪行，不是罪人。但是，在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公众很难将人与罪分开。药家鑫犯下的是人间不可饶恕的罪。在这个意义上，废除死刑恐难得到大多数人支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如此。

    这一案件是个悲剧。许多人由此首先想到教育问题，家庭、学校和社会一味鼓励青少年要成功，而忽略了法律与道德教育。也有人想到肇事赔偿机制的问题，交通肇事者因承受不起赔偿后果，于是干脆将人碾死。这些诊断不无道理，但仍过于泛化。因为面对同样的情况，大多数人并不会做出这种行为。在我看来，这一案件所表现出的对生命的漠视，才是值得思考的。

    正因为药家鑫对一个人的生命极端漠视，他才会在开车撞倒张妙后，由于害怕承担责任，又将受害者连捅六刀，超出了法律所能容忍的底线。正因为药家鑫的同学漠视被害人的生命和亲人的痛苦，才会在网上谩骂网民和受害者家属，引起社会舆论的愤怒。正因为某些大学学者蔑视一个罪犯的家庭，才会在公开场合要求“满门抄斩”，或将罪犯说成是“富二代”、“官二代”，从而放大了案件的社会影响。

    我理解许多急切要求判处药死刑的网民心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当前社会不公、司法不公的担忧，这种担忧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性焦虑，否则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不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围绕药案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确也蹊跷。公安教授的弹钢琴论、法庭上的调查问卷、央视对药家的采访、五教授的减刑呼吁，这些在网民心中都构成了好像有某些权力者要保药的证据链。

    然而，事实证明这些阴谋都是想象出来的，它除了进一步撕裂社会，证明自己才有正义感外，没有任何意义。不要对我说药的死刑是民意的胜利，法院的判决是迫于民意的压力。如果真的如此，那反倒成了法治的失败，因为这就相当于对一桩死刑案采取了投票公决。所以我希望，认为药家鑫该死的人也不要把它看做是民意的胜利，而是法律的公正判决。

    药家鑫的罪行不值得同情，也不可能被宽恕。只有被害人家属才有权这样做，甚至被害者亲人要宽恕，也不一定能得到法律支持。同样，法庭外的人道呼声与法庭的死刑裁决是不一样的。所以当许多网民看到药家鑫真的被处死刑后，他们的心情也从愤怒转成了惋惜和沉重，对药的家人也产生了某种同情，他的家人态度再坏，他们的儿子毕竟也拿命抵罪了。

    当正义终于实现后，人们为什么又会产生这样复杂的心情？很简单，这就是人性的光辉：对一个人的生命的尊重，哪怕这个人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我很欣赏夏楠律师在针对药案发表的一篇文章结尾的一段话，当我们在谈论剥夺一个罪人的生命时，能否“把一次死刑看做一个沉重的事件，带着惋惜和同情谈论它—如果我们试图证明，我们比凶手更加高尚，更加敬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