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南京限牌”的说法，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希3日明确表示，南京绝对不可能像杭州那样突然限牌，因为江苏省地方性法规对限牌有明确规定：限牌与否必须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并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即便审议通过限牌，也必须提前30天向社会公告。
随着城市拥挤与污染的加剧，限牌作为治理的手段之一，成了不少城市的选择。抛开措施是否必要姑且不谈，限牌作为公共政策，事实上是对居民特定权利的限制手段，其程序正义性始终是备受质疑的看点之一。特别是自天津与杭州先后“突击限牌”，事前面对限牌沸腾的传言，信誓旦旦持否定态度，却在既成事实后沦为不值一钱的谎言，注解了权力不受约束，对政府公信造成的伤害。
不管是人的诚信，还是政府的公信，不在于“诺”，而在于违信是否有可堪匹配的成本，并由正常的机制来维系纲常。所以，面对限牌之于政府的信任危机，之于购车乱象对社会正常秩序的损害，江苏省人大相关人员从法治的角度来澄清，确实要比政府瓜田李下的表态更有力度。
对于限牌，地方性法规形成的相关规定，不仅仅是政府制定政策要遵循的基本程序，更是政府获取特定权力的基本途径，即这种权力并不是政府与生俱来的，而是依法赋权的结果。法规给权力划出了边界，可以避免让限牌成为“荷包”政策，沦为切割民生利益的刀子，让市民吃上一颗“定心丸”。
不过，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和江苏一样，在地方法规中制定了限牌的相关规定。那么，是不是政府就不受约束了，可以相机而定？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权力法授是公权力的基本伦理，公权力只能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使，非法规规定的都是权力的禁区，制定公共政策所需要的权力，需要通过立法的程序来赋权。
从构建法治政府的角度来解读限牌，其实也就是限权的基本命题。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实施公共管理，这个权力是有依据的、有限度的、有边界的。显然，政府应当依法行政，严格遵守行政权力的基本伦理，做到法不授而不行。同时，也要接受人大的监督，把公共政策的制定内嵌到立法的程序中去，代表人民来行使权力。只有维护行政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才能确立政府自身的公信力。（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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