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晓(1868～1944)，原名可铸，字仙岩，号息庵，涟源市桥头河镇石狗滩人。前清县学优廪贡生，后从学于长沙王先谦门下，1902年因成绩优异被选派至日本留学，结识黄兴、蔡锷等爱国志士，1903年入华兴会。归国后立志教育，先后任教于湖南师范学馆、高等学堂、优级师范、省立一师、省立一中等校，还受命接办《长沙日报》、《通俗日报》等，对时政多有所建议和抨击。191 8年任衡山省立=师校长。1927年任武昌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28年任湖南大学教授，主讲经史。著有《珍琏山馆文集》、《管子校释》、《中国近百年史》、《世界历史学》、《禹之谟传》、《新'三字经》等。 除擅长于文史外，亦精书法，尤精于行草书。其碑 刻有岳麓山《禹之谟烈士墓志铭》(随葬于墓中)、 《岳王碑》(今湖南师大宿舍区内)及涟源《江南黄 婉梨墓碑》等。

　　1913年春，正值弱冠之年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第四师范。次年春，他随四师合并于第一师而转入一师第八班学习。当时，颜昌蛲先生教授第八班历史。有一次，他批阅了毛泽东的课堂笔记和作业后认为他是“伟才”，便高兴又自豪地对人说：“此诚栋梁之材也，国家民族有望矣!”解放后，毛泽东不忘师恩，推崇颜先生是“有学问，有品德之学者”。师生情谊，堪为佳话。

　　颜昌蛲先生是清末民国年间的著名学者、书法家。1902年，他作为湖南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日学习。第二年回国后，立志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先后在湖南师范学馆、高等学堂、优级师范、省立第一师范等学府讲学。1904年加入“华兴会”，与黄兴等人一同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11年，颜先生受命接办《长沙日报》，延聘任凯南、黎锦熙等任编辑、庶务等职，报纸极力主张改良革新。1916年，颜先生接办《通俗日报》，报纸对时政多有所建议和抨击。

　　颜先生在一师任教期间，特别爱护革命青年，关心他们的成长。所以倍受毛泽东、蔡和森、周世钊等学生的爱戴。毛泽东在一师的前一段时期，致力于国文、修身、历史和地理等功课。当时大多数学生崇尚自然科学，不问政治，不问社会。而胸怀大志的毛泽东就与众不同，不满现实，立志改革社会，自然有独特的读书计划。“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他历史科的“讲堂录”和作业就非同寻常，成绩特别突出。毛泽东在课堂上认真听颜先生谈古论今，并积极思考，随时记下重要的内容。他对于一些疑惑从不轻易放过，或当堂提问，或课后请教。先生总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作出的答复，次次让他豁然开朗。这样一来，老师对学生特别 “优惠”，学生对老师格外敬重。

　　后来，颜先生觉得自己就事论事的释疑解惑不能满足毛泽东对历史问题的超常的深刻的思索，得放手让他自己去探索，他便从指导毛泽东怎样学历史上下功夫，授之以钥。他针对毛泽东的实际，提出了适合他的三个方法：一是 “广学”，就是要利用各种资料，上下贯通，左右比较;二是 “实学”，就是要联系现实学，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三是“活学”，就是不要读死书，死读书，要对知识加以消化，批判地吸收，为我所用。毛泽东便依照老师的指点，更加自觉认真地钻研历史。他在研读历史时，暂时把其它书籍搁置起来，尽力将各种史料找来比较地读。他还到图书馆借来许多历史书籍自学，其中看得过细而有心得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新出版的历史书和报刊上的历史资料，也多方搜罗，兼收并蓄。但是他并不是用心于雕虫小投、奇闻轶事，而是始终如一地研究治乱、圣贤、不肖、修身、治国的大道理。他这样学习后，眼界大开，见解也十分精辟。通过学历史，毛泽东建立起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如“人皆可为尧舜”的群众观，“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的初步的历史发展观。他还学以致用，1917年下期，他还是一师的“学友会’’的总务，就主办工人夜学，并亲任历史课的教学，可见他是依了先生的 “实学”方法。

　　颜昌蛲不只是作“经师”，同时是个好“人师”。他十分注意SI导毛泽东学历史上的忠臣志士，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毛泽东最喜学屈原，爱读《楚辞》。而借来的著作不能随意评点批注，他有“不动笔墨不看书”的好习惯，颜先生便把自己珍藏的《楚辞集注》和《楚辞后语》赠与他。他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研读。从后来他的塾师在劫后余烬中“抢救”出的吉光片羽式的读书笔记本上可以看出，他一丝不苟地全文抄录着《离骚》和《九歌》，既可见他对“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精神的追求，也可看出他对这两部书的珍爱。

　　颜昌蛲先生又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是当时宣传王船山学术思想的成员之一。在纪念王船山的活动中，他参与组织了“船山学社”和开办《船山学报》。他自编讲义，在“学社”举行讲座。1917年前后，毛泽东对王船山、康德等人的哲学著作发生了很大兴趣。颜先生便与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杨昌济先生商量，共同推荐他参加“船山学社”，于是毛泽东从不间断到“船山学社”去听讲。毛泽东对王船山思想有了研究，逐步接受了王的“一切皆物”、“天地万物时刻在变化”的哲学观点，同时对宋明理学和佛教神学有了批判的想法。1949年，毛泽东对人说过：“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显然，“好学校”是离不开这些给他直接影响的好教师的。

　　颜先生书法也很有名气。他的各种书体均有精湛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慕名求书者甚广众。他那些有着道健浑厚的笔力、磅礴荡逸的气势的书法作品，对自幼习书的毛泽东具有磁性般的吸引力。他常去颜先生处学习，先生就常赐墨宝，对他予以指点。颜先生既然垂青毛泽东，自然对他的一切极为关注。1915年上期，校长张干为了执行政府指令，要求学生每期须增缴5元杂费，这对当时的穷学生来说是个负担。毛泽东就积极参与驱赶校长的活动，校长要开除以他为首的 “闹事分子”。颜先生不顾与校长长期共事的交情，同杨昌济、徐特立、袁吉六等先生紧急召集教职工开会，为学生抱不平，促使校长收回了成命，保住了他们的学籍，也保护了他们的斗志。

　　1918年4月，毛泽东在一师组织新民学会，颜先生极力支持，提供了不少方便。6月，毛泽东毕业后，寄住在长沙，常常去司马里的颜先生家拜访请教。其话题上天下地，古往今来，谈经论史，无所不及，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策。

　　1919年，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充当斗士、领袖，率领 “驱张请愿团”赴京，并主持“平民通讯社”向全国及时传播驱张消息。在衡阳三师任校长的颜先生一直关注着事态发展，对三师以蒋先云等学生为基础的“湘南学生联合会"I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展抵制日货、驱逐“张毒”的活动表示 理解和支持，并协助出版《湘潮》周刊，与“平民通讯社，，南北呼应，以此作毛泽东等爱国壮举的后援。他在三师门} 题联：“大江东去;吾道南来。”以明其志。在日后相聚时。他们还饶有兴致地回忆起这段斗争生活。

　　1927年，颜先生在武汉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毛泽东 也在武汉工作，他得知先生的住处后，曾经去探望请教。在 后来分手的岁月里，颜先生仍然挂念着毛泽东，关心中国的 前途，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毛泽东的情况，为他焦虑，替他 自豪。毛泽东对先生著的《中国近百年史》、《世界历史学》等著作也颇感兴趣，予以收藏、阅读。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迈的颜昌蛲迁居故里，筑书室，名“校管楼”，并题联：“翻书风入座;推窗月满楼。”著述不辍。间至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授课，直到逝世。他常对家人说：“人能读一世书，乃大幸福也。”

　　1944年，日寇入侵长沙的消息传到了退居故里的颜先生耳中。胸怀国忧的他在极度悲愤中一病不起，这时的毛泽东对先生的情况不得而知。直到1950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特邀自己的老师参加国庆观礼时，才得知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他在悲痛之中感叹道：“先生是有学问、有品德之学者。”遗憾之余，深切地怀念自己的恩师。

　　著名经师王先谦批点颜息庵的文章：“如游名山，玩之不穷;如食佳果，味之弥永。自非抱负奇伟，不能有此鸿文。”

　　老师是这样的道德之师，学生是这样的栋梁之材，平凡的交往中有着非凡的情谊，它留给彼此甜美的回忆，更让后人口碑载道。《娄底市政协文史委〈中国历代名人与娄底〉》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