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商之梦
文/王鲁湘
从两岁随父母到蓝田，1978年春天上大学离开涟源，我在娄底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幼儿园、小学、中学、上山下乡，到煤矿当工人，都在涟源，没有离开过山。小时候两件事印象深刻。一件事是爬山。蓝田镇四围皆山，这些山我都爬过。小伙伴们爬山，主要任务是采笋，摘野桃子，还有一种叫“糖罐子”的灌木小果。我的目标是爬到山顶，看山外还有什么。山外还有山，都是山，重重叠叠的山，这让我很沮丧。另外一件常做的事，就是到铁路上玩，趴在铁轨上听火车从远处轰隆而来的声音，看谁最先听到。火车从远处的山谷开了过来，冒着滚滚的浓烟，吐着白色的蒸汽，一忽儿那庞然大物就从我们身前呼啸而过，山摇地动，我们既害怕又兴奋。目送火车远去，在很远很远的山边转个弯，终于不见，我们又赶紧趴在铁轨上看谁又能最后听到火车远去的余音。这时候我总是嗒然若失，我不知道这钢铁的大家伙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它来的地方和去的地方有多远？那里跟蓝田一样吗？
后来长大了，下放到龙山脚下，离梁稳根、唐修国家的茅塘很近。梁稳根与我同年，我想他那时可能是回乡知青，一天也就能挣个几毛钱吧。可惜那时我没下放插队在他们村里，倒是有几个中学同学下放在茅塘，每次回蓝田，都从我这儿过。知青期间最勇敢的举动便是同几个“插友”扒火车去湘潭看罗马尼亚电影《爆炸》。罗马尼亚的现代化和洋气，看得我们瞠目结舌。也曾计划同吴制宪（他现在是省政协副秘书长）沿铁路徒步去上海，沿途学毛泽东年轻时候的样子，搞搞社会调查。不知什么原因未能成行。这大概是我那时最大胆够疯狂的想法了。
说这些，其实只是想告诉大家，在那样封闭的年代，封闭的地方，也有梦，也有做梦的孩子。山会阻隔我们的视野，但会激发我们的幻想；而一条路，无论是山路、公路、还是铁路，都能带来希望。毕竟，在远方，有我们未知的世界，路会带我们去向远方。
今天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企业家，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娄商。准确地说，你们是娄底工商界的翘楚。说到商人，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刚才说到的路。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这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么我想问问你们，这世上本无路，那么，是什么人要去走路？什么人总要出门而不在家里呆着？什么人以旅途为家，“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什么人走出了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什么人完成了航海大发现，建立了环球航线？是的，商人！商人逐利天下，他们的足迹无远弗届。世界上最有意义的道路，都是商人走出来的，紧随他们身后的，才是外交使节、军队、传教士。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城市、繁华的市镇，也只有作为商路的节点，才有可能发展起来、延续下去。而那些毁灭的城市、中断的文明，也无不都是因为商路的断绝与改道，使城市的生存与文明的发育，失去了商业所输送的血液。于是我们知道，通向罗马和长安的条条大路，其实都是商路。路上的常客，不是使节，不是军队，不是传教士，而是商人。那些民族迁徙的走廊和文明交往的通道，其最基本的功能，也是货通天下的商路。于是我们知道，这世上本无路，走的商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要说最勇敢的开路先锋，则非商人莫属。是商人开辟了覆盖地球的路网，于是才有了货通天下，人行天下，才有了文明的交流，全球化和地球村。
所以，一个真正的商人，首先是一个梦想家，一个有梦的人。他生活在别处，在路上，在远方。然后，他是一个探险家，他要敢于走出家门，去开辟道路，越不可越之山，渡不可渡之海，四海为家。娄商群体中的佼佼者，大都是这样的梦想家和探险家。想当年，天山脚下，黑龙江边，五指山下，东海之滨，中原大地，黄河上下，到处都是涟源人挑着花花绿绿的塑料盆沿街叫卖的情景。我郑重建议在娄商大街树立一个城市雕塑，就以这样的题材来纪念娄商群体艰苦卓绝的原始积累。
商人是推动人类从奴役走向自由的力量。商人信奉的宗教就是“通”教，只有通，才有商人从事商业的机会，货与货通，人与人通，村与村通，市与市通，国与国通，商人最烦各种有形无形的壁垒和管制。所以，商人是士农工商四业人群中最崇尚自由的。哪里最自由，哪里商业最发达。自由是商人的灵魂，是商业的生命。如果说，人类文明是不断从奴役走向自由的过程，那么推动这一过程的内在力量就是商业，大大小小的商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和地区，形成了一股推动自由的合力，这种合力，首先表现为市场的力量，由市场来自由调配各种要素与资源。从1978年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35年中的7个三中全会，有一个概念贯穿其中：还民自由。把民生自由还给人民，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动力。我们常说的经商环境的好坏，投资环境的优劣，说到底，就是商人和资本的自由度有多大？娄底要想建成幸福娄底，就应该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营造一个尽可能自由的商业环境。这样，财富才能汩汩涌流。娄商资本才可能从各地回流家乡，造福桑梓。这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形势下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商人与资本竞自由。市场自由度越高，政府服务越到位，商业环境便越好，商人与资本便趋之若鹜。要充分认识到，商人和资本是竞自由的。亲商、喜商、崇商、爱商，要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来。要让商人和资本说，我在娄底，享受到了中国大陆最充分的自由；而且，我在娄底，推动了民生自由。
商人，曾经在一个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里，被置于道德的最低点，“无奸不商”，“为富不仁”，就是戴在商人身上的两付枷锁。其实，如果从大数据来看，商业道德恰恰崇尚和践行的是“无诚不商”，“为富方仁”。这是由商业理性所决定的道德理性。在一个竞争充分的商业环境里，诚信会成为商业竞争的终极法宝。奸商大行其道，欺诈大行其道，假冒伪劣大行其道，一定是竞争不充分造成的。我这里所说的竞争充分的商业环境，当然包括了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奉公守法的执法机构、清廉勤政的政府和公义公正的舆论环境。商人会本能地推动自由，但商人不会本能地推动道德。商人的道德是由商业理性所决定的，商业理性会趋利避害，它会对一个竞争充分的商业环境作出积极的正反馈，以赢得良好的商誉和企业形象，最终在社会评价中为自己获得高分，由此争取到更有力的竞争地位和商业回报。这样的商人和企业，于是成为回馈社会的正能量。说实话，我不主张无缘无故地要求商人和企业向社会行善，这实际上会发展成为一种道德勒索，表现出对私有财富的不尊重。应该有一种制度设计与安排，使商人和企业的善行善举也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理性，使商业道德和企业善举最终帮助企业长远发展。我高度评价“中国首善”余彭年先生的义举；我也亲眼目睹周建和先生对娄底多位书画家的慷慨帮助；而年青的企业家李启尚感恩图报，在东莞异地他乡为无处安身的陌生人建立“互助宿舍”的善举，更是让人感到娄商的慈悲情怀。娄商由于霸得蛮，吃得苦，常给人“狠”的感觉，其实，就我了解，娄商很慈悲，曾国藩说的“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或许正是娄商的写照。
商人获利，是智取，而非力夺。我认为把人类从野蛮带入文明的，是商人。什么是野蛮？就是对生活资料采取武力掠夺，以力胜；什么是文明？就是对生活资料采取交换的方式，以智胜。从交换中分工出了商人。我们过去的政治经济学说流通与交换不产生价值，因而贬低商人和商业的地位，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商人发现了差价，利用了差价，赚取了差价。差价从何而来？从不对称性而来。信息的不对称，空间的不对称，时间的不对称，甚至体力的不对称，都会产生交换的不对称，商机就在不对称里。商人和企业的智慧就是发现不对称，利用不对称，甚至制造不对称，从而通过交换来平衡不对称，在平衡不对称中赚取利润。娄商最早是利用了娄底与湖南其他地区的资源不对称，在煤炭、水泥等资源行业开始发家；也有一些娄商是用娄底人能吃常人不能吃的苦，能霸常人不能霸的蛮这样一股精神，制造了体力上和意志上的不对称，从而在一些门坎很低、利润很薄的行业开始发家。梁稳根和他的创业兄弟们则是发现、利用、制造不对称的高手，在民营企业不敢跨入的重装行业，以娄底人的豹子胆勇敢进入，这在战略上就是最大的不对称，却蕴藏着巨大的战略先机。然后，三一重工又以民营企业的制度优势赢得对国营重装企业的制度不对称，以小搏大，就像孙猴子大闹天宫，一个个巨灵神般的国营重装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折腾而徒唤奈何。他用这种制度优势迅速打造世界一流的研发创新队伍，一系列的“亚洲之最”、“世界第一”、“全球首创”使三一重工的研发技术和生产能力攀达世界顶级，在产品竞争力上形成与对手的不对称格局。在走向国际市场上，三一重工敏捷地抓住了智利矿难、日本核电危机和起诉奥巴马的机遇，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从而赢得信息不对称，使天下人只知有三一而不知有其他。这种霸气十足的做法，其实就是使三一重工在重工制造这个强手如林的重量级拳坛上，用一系列不对称的组合拳，以超常成长的速度成为王者。
在梁稳根和他的三一重工身上，最能反映出娄商精神。
娄商精神只能从娄底的历史文化中去挖掘其底蕴。
这底蕴的最深层，是中华三始祖之一的蚩尤。虽然是一个悲剧英雄，却是一个永不臣服，永不服输，永远打不败，败了不倒威的战神。如果说娄底人血性，蚩尤就是血性的始祖。
娄底人的血性，被曾国藩的湘军发挥得淋漓尽致，又被罗輈重引入教学育人，在晚清和民国初年，成为一种特殊的湖南民气，而被国际观察家和中国知识界寄望为中国的普鲁士。确实，从晚清到民国，甚至共和国，湖南出了许多血性男儿和女中豪杰，他们敢担当，能吃苦，不怕死。
但血性要有义理为约束。血性说到底也是一股气，所谓血气方刚。湘军大将罗泽南投笔从戎前是一个教书先生，他认为“天壤间以气坏事者最多，匪气之为害，由无义理制之故也。”要把血性修炼成义理，从而形成一种文化品格，内化为人格，用湘军大将、后来做到巡抚的刘蓉的话说，就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三语皆毅然有以自立。”用罗泽南的话说，则是“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血性加义理，是曾国藩的湘军勇毅精神的源泉。后来湖南人在历次革命中都勇于为主义献身，也是血性加义理的精神人格使然。梁稳根、袁金华、毛中吾、唐修国四人辞职创业那年，曾在一个山头上焚香，磕头，刺破中指写下誓书：“今生今世，肝胆相照，患难与共，誓为民族工业的振兴而奋斗……”。这里有血性，也有义理。说实话，作为一个娄底人，我认为在商业社会，讲究商业理性，娄底人的血性和血气就像罗泽南所说的容易坏事，驾驭不住就是匪气。但如果节之以义理，倒也不失为一种力量。梁稳根常说“国家之责大于企业之利。”三一重工的家国情怀是很沉重的，有时让人觉得过于沉重了，对于一家民营企业来说。
在我看来，血性、义理，娄商不缺。“湘人勇于任事”，这是梁启超的评价，但做现代企业，还必须有商业理性，血性让我们霸得蛮，义理让我们有道义承担，商业理性让我们精明和清醒。血性是酒，义理是药，商业理性是茶。酒喝高了，会醉；药吃过了，或吃错了，会中毒。茶可以醒酒，也可以解药。但光喝茶，会既无激情，又不浪漫。有血性讲义理的娄商，终究不能成为一个冷血的经济动物，那就药酒茶一起上吧！“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湘人在政治、军事、文化上曾经达到的高度、上演的传奇，能否在经济上重演，就看你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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