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哈金的《等待》和《战废品》一样，《南京安魂曲》（江苏文艺出版社） 依然是憨厚的据实而述，质朴的照景而描，只是这一本长篇小说，既要活化乱世疯狂之极的史事，还得努力遏制精神和情感的崩溃，以故事的方式完成诉求，只能低语安魂。看到最后，才会领略它的巨力渗透在每一字句之中，存大恸，锥人心。

    “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小说从这里开头。无疑，这与《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具有可比性。本顺是一个本性老实温顺但被不幸的命运推搡着的弱小可怜的青年。他之所以说不出，定是缘于极端的惊恐；从受害亲历者角度来想，其中明显不仅仅是害怕，还有对完全超出想象的情形万般不可思议和对超出目击承受力的惨状的无比震惊。从蒙难一方再看，一向本分甚至懦弱的中国平民总算要开口讲述屈辱史，要说出遇到和看到的真相，这不亚于金疮迸裂，身心何堪！小说如此开篇，跟一般的刻意要提供足够信息量的小说起头又实在不同，平静的一句，如浓云翻卷雷雨将至，接着倾泻而下的破碎记忆，它一定带着蓄积过久过高的能量，携着事件汹涌蒸腾的杀气，也一定足可摧折讲述者自身的精神堤坝。这一切，怎能不让我们深深体认这从难以启齿到说出实情的漫长心路，长叹终于等来的这慌乱激愤的讲述的艰难。

    本顺的倾说，是在“我”——金陵学院负责人之一的安玲——记述中完成的。由于她在战时应受保护的中立区收容点工作的位置，虽为女性但又接近老年的岁数，作为幸存者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那句“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在第一部“首都沦陷”的首尾分别出现，也是安玲自身心境的一种表露。儿子的日军军医身份和行善却被抗日武装击毙的履历、儿子的日本遗孀和孙子在审判场外出现，这些都是始终不能在当时向众人开口的隐衷。因此整部小说，也正是安玲的一种自我救赎式的话语补偿，“总算开口说话了”，何尝不是安玲的自语，人物在讲述和自语两者间往复巡回，借本顺所表达的，更多的是她永远只能悲伤无告的感喟。

    在成年女人安玲的记述语调里，言语善良率真，格调上显出智商情商正常，有时候也耐心有限，恨爱之理分明。使得小说既纳大衷曲，也容小心事，决不拿腔作调，也不刻意隐藏判断和分析。人走到哪儿，心思就跟到哪儿。语感也就自然地有性格，可理喻。这对小说家来说似乎太容易了，可是面对文坛现状，君不见失真拼接纸上胡来的作者还少吗？小说的节奏由紧张开始，一步步按时间顺序似有舒张，群体中一个个人的遭遇开始逐渐递进为主人公的故事，讲述者的心情决定语感的面貌，家事催迫的来临，小说的语感也就增添了人间常情的感染力，读来越发具有同心关切的愿望。

    书页中心是金陵学院图谱，叙事核心也在这个时有险情更有温暖的避难所。事实上小说视野并没有囿于校园，甚至没有限制在南京城中。一方天地辐散这战争最酷烈年代的人的全景。美国人明妮、中国人安玲这类信奉《圣经》的主要人物，历尽艰辛困苦一直良善敬业的两个中年女性，在作品最后，一个因往狼口误送羔羊抑郁自杀，一个由于作为受害国的出庭证人而无法正常与儿媳孙儿相认，这里有沉闷到令人窒息的人生悖谬——人道崩颓的战乱为堪称伟大的善意带来的回馈竟然是如此痛苦荒唐。

    小说有两个主题：正常之念和厚生之痛。

    安玲的儿子浩文在日本娶了盈子，被征召入伍，在侵华日军中做助理医师。一桩婚姻就成了儿子的劫数，一家人的劫数。在这样的情形下，儿子悄悄回家，吃饭说话逗弄孩童的情形，无比温暖又特别令人担忧好景不长。因为在“我们的军队”和自己的儿子之间，命运之悲、国族之恨和母子之情凝结了无从消炎祛痛的创伤。安玲对丈夫耀平喊：“你看不见咱们的儿子被毁了吗？他也许再也不能成为正常人了！”战乱就是扼杀正常生活的元凶。耀平为逃避为伪政府任职而出走，本来已经有些不正常的家庭生活变得更为惨淡。“成为正常人”，这是《南京安魂曲》纵贯的旋律，尽管这声音是那么嘶哑无力，在惨无人道的战乱中，它伴着受辱的亡魂，也渗着不屈的血泪，低吼般地确证着这不死的信念犹在。

    主题之二：“厚生之念”。在正常之念的上头，是同样朴素，并在朴素的言语和作为中践行的高贵的生命价值观：“厚生”。它出自明妮之言，她没有以崇高到够不着的“救世”来表达。《南京安魂曲》的主旨应该在于让人们常怀“厚生之念”。对于并不一定信奉《圣经》的多数中国人来说，从国族之难、杀亲之恨到“厚生之念”之间的转换，也许并非易事。好在哈金作为华裔作家，他在讲述者安玲那里，分明没有回避中国人的切肤的痛感，在写作的更多篇幅中没有始终举着超众的标高。也就是说，他的小说尽管有宗教感贯穿，但他尊重了读者的翻阅时的综合适应程度，而不是非要人们冲向未明的高度，没有让我们强行起跳并在翻越时掉杆。“厚生”也不仅仅是明妮一个人的信念，它充分遵从了最普通的生命的“正常之念”。让人成为正常人，明妮等倾尽全力的奔走操劳所指望的，就在这里。这也是作家的对“厚生之德”的赞颂，《南京安魂曲》的主调就萦回于此。 

    《南京安魂曲》以文学之质、小说之文、安魂之意，诉诸正道人心。

    对于现代正史叙事的暗线和末梢部分，我们现在的文艺创作确乎兴趣浓厚得已经过度，仿佛在谍战、反特等类型的另一战线的英勇聪敏之士比主战场上的英雄要高明且众多。智谋迷恋，已成为如今现代历史题材写作的偏至。我们有必要吁请作家们不要忽视对现代史上那些让民族蒙受深深创痛的重大事件的深度关注，比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731细菌部队”，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具历史分量和艺术力量的作品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缺席，更是我们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过于醒目的、令人极为遗憾的空白。

    今天，海外以英语原创的《南京安魂曲》中译本虽然已经存在，相形之下，国内人士的同类和分量相当的长篇书写却更加显出稀缺。

    受难史，无论过去多久，都是应该记住的，以此检验一个民族的记性，并激发一个民族的勇毅。但是仅仅了解和记住受难，一定是远远不够的。

    受难之后，若只有记仇和复仇，留下的定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危险品。

    将触目惊心的受难一味地过度夸张成浪漫的英雄传奇，也是不可取的。很难想象会冒出一部部“南京抗敌录”、针刺布偶般的想象式“重庆复仇记”与跳神驱邪模样的表演型“731大魔咒”，估计品相上它们只能相当于英雄侠义传，艺术力量上也许还不如30年前写“文革”的“伤痕文学”和写反右及大跃进的“反思文学”。

   无字避写，更是耻辱和麻木的叠加。

    受难之中曾有的、受难之后常在的，也许该是人类的自怜自尊、世间天良大道的昭示——文学的见证和疗救效能，在于首先承认非常态的存在，探照对正常生活渴望和争取的路径，以此抚慰挫伤的心性，并在缅想和奋争中，将目光和触角投向安宁常在的故乡。

[责任编辑：陆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