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石

　　作者特地挑选了毛泽东同志写给张干等几位师友的信笺，从这些遒劲书法流溢出来的真实情谊中，领悟一位伟大的开国领袖是怎样尊敬自己的老师、怎样既讲原则又讲感情地关心自己的同窗、怎样虚怀若谷地釆纳诤诤谏言，怎样以家国情怀对待这些曾经日夜相伴的布衣师友。

　　与昔日校长张干：“驱张”“顾张”“念张”

▲张干（1884-1967）教育家。

　　 张干，字次仑，湖南新化人。他原先是数学老师，精明能干，言辞练达，很有些社会活动能力。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5年，张干担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1914年春，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即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仅有30名学生的一年级8班。1915年，当时湖南省议会颁布了一项新规定：从下学期开始，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才能多上半年课。这首先遭到了那些家境贫寒或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学生的强烈反对。有人透露：这个所谓“规定”，是该校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而向省政府提出的建议。

▲第一师范。    

　 　于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们纷纷举行罢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他们在校园内外大量散发传单，揭露校长张干的所谓“劣绩”。毛泽东看了，则不以为然，感到他们这样去写并没有打中张干的要害。他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既然要赶走校长，就要批评他办学校如何办得不好。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很对。于是，毛泽东重新起草了一份传单，批评校长张干如何对上奉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并连夜派人赶印出来，次日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

▲青年毛泽东。

　　  此事很快传遍了省城。湖南省教育司当即委派一位督学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调处，在全校召开大会，要求学生复课，不准继续“胡闹”。这更让事情火上浇油!他们纷纷给这位督学递纸条，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这样一来，可把张干气火了!有一个学监向他告密说，这份传单是二年级8班学生毛泽东写的。而身为一校之长的张干，也断定这篇内容充实、自出机杼、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的文字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于是，张干当即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

　　  消息传出以后，曾经为毛泽东讲授过修身、教育和伦理学等课程的杨昌济先生(即杨开慧的父亲)对此愤愤不平。他决不会容忍学校当局把他一向期望很大，并视为“柱天大木”、“当代英才”的毛泽东开除的!于是，他先后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袁仲谦等先生，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为此专门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为学生们鸣不平，共同向校长张干施加压力，迫使校长张干收回成命。可是，一师的学生们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继续发动罢课，重申自己的誓言：“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在众目睽睽之下，校长张干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卷起铺盖走了。

▲毛泽东同志写给张干的信。

　  　解放初，66岁的中学教员张干惶惶不安：一是恼恨自己当了“地主”。他家本是贫农，以后任教40余年，靠积蓄购置了一份田产，未想却成了地主;二是当年的学生毛泽东如今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初悔不该提出开除他，又给记大过;三是在重庆谈判前夕，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应召”赴渝，还要他“幸勿固执”，这不是替蒋介石说了话吗?张干日夜在惶惑与苦闷中生活，又兼生活窘困，有时竟无以为炊。他想给毛泽东写信，却拿不起笔来。

▲毛泽东同志。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家宴上，向湖南一师校长周世钊打听起张干来。在座的还有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人。他听说张干一直在教书，当时很受感动，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30多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结果没有。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现在看来，当时赶走他没多大必要，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周世钊接着把张6口之家的生活窘况和愁苦心境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感慨系之，不假思索地说：“对张干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10月11日，毛泽东致函湖南省主席王首道：“张次岑(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在均70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省政府每月给津贴米若干，供资养老……并请派人向两先生予以慰问。”于是，1200斤救济米和人民币50万元(旧币)送到了张干家。

　　  张干感激异常，夜不成寐。灯下，握笔含泪给毛主席写信。“润之吾弟主席惠鉴：敬启者，……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弟)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言喻?”

　　  接信第二天，毛泽东就亲自给张干回了信，言对张干的生活困难“极为系念”，这一语牵心动肠，力重千钧。张干欢欣鼓舞，以他的学生中出了这样一位伟人而高兴。

      ▲毛泽东和他的师友在中南海留影。从右至左为：邹普勋（毛泽东塾师邹春培的儿子）、李漱清（毛泽东塾师）、毛泽东、张干（毛泽东在一师时的校长）、罗元鲲（一师历史教员）

　　  1951年秋，张干应毛主席之邀赴京。到京后，毛主席又请来青少年时代的师友罗元溟、李漱清、邹普勋，到中南海一起吃饭。叙谈间，张干想到当年那场学潮，一边吃，一边作检查。毛主席缓缓地摆摆手：“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饭后，主席陪他们参观中南海，看电影。几天后，毛主席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为张干等人检查身体。

　  　不久张干回到湖南受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省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的聘金，加上学校的薪水，使一家生活有了保障。他常参议国家大事，应邀作报告，深为人敬重。

　　  1963年初，张干曾在病中两次写信给毛主席，请他设法帮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接信后，毛泽东一面积极为老校长张干分难解忧，一面给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写了一封亲笔信：“老校长张干先生给我来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帮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不久，毛泽东便接到了周世钊的复信。1963年5月26日，毛泽东亲笔给张干写了一封回信：“次岑先生左右：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兄已见告。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敬颂早日康复。”

▲毛泽东同志托李日章转给钟壮湘的信。

　　与昔日同窗钟壮湘：既重旧情，又讲原则

　　“毛主席来信了!”1952年2月9日，新化县同大中学(今属新邵县第二中学)全校师生奔走相告。那一天，该校语文教师李日章接到了毛泽东从北京寄来的一个硕大信封。信封上写着：湖南新化县三溪桥同大中学李日章先生转钟壮湘先生。

　　 钟壮湘，是与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同班五年的同学，1952年1月7日因为当时失业，无可奈何之际，他便到在同大中学教书的老朋友李日章家去倾诉苦闷。他忐忑不安地同李日章商量，想向当年的同班同学毛泽东写封信求助，只是不知现已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还有没有时间关心这位离别30多年的穷同窗。李日章是个豪爽人，见钟壮湘信中都是问候语、祝贺词，便直截了当地为他加上“目前处境艰难”一段。他很有信心地告诉钟壮湘，毛泽东一定会回信的。

　　 果然，正是年关时节，这封毛泽东写于1952年1月25日的回信，展现在这位年过半百的无业老人面前。钟壮湘老泪纵横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这位同学的来信：“壮湘学兄：一月七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甚念。暌违日久，不悉吾兄经历，未知所宜何事?惟获来信说，曾以教育为业，如愿从事教职，拟可与当地主持教育的同志试为谋之。”

　 　毛泽东既重旧情，他关心着这个当年的同窗，又讲原则不以私人关系去为同学谋求福利。李日章便立即同钟壮湘带着毛主席的信，步行三十多公里赶到当时的新化县文教科，“试为谋之”去了。新化县很快就给钟壮湘安排了工作。

　　 钟壮湘在1914年至1919年五年间，和毛泽东在一师不但是一个班，而且晚自习都共一盏煤油灯。在学校，毛泽东经常关心他的生活学习，又知道他忠厚老实，待人诚恳，便经常要他陪他去杨昌济老师家。

　 　1971年8月，退休在家的钟壮湘因说了几句公道话，被造反派抄了家。他托人带信到周世钊那里诉苦，周世钊把此事告诉了毛泽东。也许毛泽东一直把这个“可靠”的小老弟记在了心中，只要老同学周世钊到北京去，他就要顺便问问钟壮湘的情况。毛泽东便委托他去处理钟壮湘问题。周世钊随即以自己的名义向钟壮湘家乡所在的公社革命委员会寄出了300元钱，并附了一封信：“钟壮湘先生是我的同学，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同学，我受毛主席的委托给他寄上300元给他作生活补贴，请收到后立即送到他家并转告我。”

　　  公社革委一接到此信，立即把300元钱连同“造反派”抄走的东西送到钟壮湘家里。钟壮湘此时正因病卧床，面对这一情景感激地说：“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啊!润之学长，你真是个伟人啊!”

▲毛泽东同志写给谢华等一师同学的信。

　　与昔日泳伴谢华：虚怀若谷纳谏言

　　 谢华是坪上镇胜利村草树坪人。于1915年至1919年在湖南一师八班与毛泽东同班，相交甚笃。谢华一师毕业后，即在乡村从事教育工作。他为人爽朗耿直，喜打抱不平，敢讲公正话。所以，在土改时，毛泽东对谢华等的来信，非常感激，纠正了一些偏差，还希望他继续来信提意见。可见相隔三十多年，毛泽东仍然知道这位老同学性格，值得信赖。

　　 谢华是当时一师的游泳健将，是从小在资江边长大的，因此每次去湘江游泳，毛泽东总是要邀上谢华和他的胞兄谢诚(字秉谦，当时是一师二班学生)一起赴湘江中流击水。毕业后，谢华兄弟因无背景关系，只能和大部分穷苦的一师毕业生一样，回老家学校(旧属新化)教书糊口。解放前，他们兄弟受到蔡锷滇军新化籍将领曾继梧的赏识，推荐在维山的私立学校教书，常和一师新化籍的同学相往来。土改时，谢华、钟壮湘等几位毛泽东的同学，看到当地征粮政策有一些过火现象时，就如骨鲠在喉。但是，他们感到作为乡下的穷教书匠，人微言轻，地方干部根本不会理睬，惹烦了说不定还会惹来灾祸。但是他们认为，如果让这种行为蔓延，不但对农民不利，也对政权的巩固不利，而且对主政的老同学毛泽东更不利。于是，谢华主笔，由邹介圭、钟壮湘授稿，直接向毛泽东上书。写完之后，这几个落魄的布衣又犹豫迟疑，担心老同学已非昔日“润之”，说不定还会披了“逆鳞”、犯下滔天大罪。忐忑再三之后，邹介圭、谢华表示：我们不怕，这是对老同学一片赤诚之心，以他平时的脾性是会接受意见的。

　　  信发出不久，毛泽东即亲笔作了回复：“孝逵、壮湘、谢华、敏树、广藩、德藩诸位学兄：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来信收到，深为感谢，迟覆为歉。所述征粮工作中的缺陷，三月政务院指示已有所纠正，不知执行情形如何，诸兄如有所见，尚祈随时示知。此覆，敬颂。敬礼!毛泽东，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称赞他们写得好，并称上面已经开始纠偏。还希望他们继续提出意见。当时新化乃至湖南的有关工作做得稳妥，与毛泽东这几位仗义执言的同学也颇有关系。不久，谢华还单独收到毛泽东的来信，问及有关农村情况，并邀他“北上一游”，可惜谢华竟贫病交加，一病不起，于1951年秋季病故。病中有人建议他向毛泽东求助，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时百废待兴，主席担子已经不轻，我不会因个人的私事去求老同学。周围百姓无不为之钦佩。（来源 湖南日报 作者 谢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