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巴(1911～1985)，笔名郭亮，字成之，号微心。戏剧理论家。双峰县三塘铺镇人。曾就读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六队副队长，后从事中共地下抗日涪动，在《湖南日报》、《湖北日报》担任副刊室编辑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教师，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员，表导演研究室主任，是中国文学艺术I作者第日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名誉代表。粉碎“日人帮”后，历任文化部《人民戏剧》、《剧本》月刊负责人，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曾参加编撰国家重点文化项目《中国戏曲通史》，著有《戏曲导演学概论》、《音乐艺术》等。

　　本文主人公的名字与大革命时期那位自己带兵抓自己，巧妙逃出敌人魔掌而名震三湘的农运领袖的名字一样响亮。其实他叫杜巴，字成之，号微心，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还先后使用过剑魂、凝恨、雪飞等等名字。

　　1911年10月杜巴生于湘乡县新安乡(今双峰县三塘铺镇)福庆堂，其祖父是被光绪皇帝誉为“江南才子”、徐世昌总统视为“武库长才”的民国政府陆军中将、曾任湖南布政使、湖南军务的杜俞，父亲杜兰荪是国民政府保安局局长、陆军中将杜心如手下的副官长。这位生于名门望族的公子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幸运，不到两岁便死了母亲，父亲则长年在外。从小失去了母爱，缺少父爱的他性格逐渐内向，整日沉默寡言，唯一与自已心心相通的是比他大一岁的哥哥宏之，兄弟俩在同一位奶娘的哺喂下长大，以后又一道就读于陶龛学校和长沙孔道中学。孔道中学有一位姓王的老师，是位地下党员，经常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杜巴，这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影响很大。

　　中学毕业后，兄弟俩一起跑到南京，要求父亲给找份工作。父亲深感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不愿让孩子们卷进去，毅然将他们送回老家，并助其成家，企图用家庭包袱来拴住他们。杜巴成了家并有了孩子，可他的心并未被拴住，除了看书什么家事也不管，与年轻的妻子形同陌路。有天，一岁的女儿坐在他脚旁地下哭泣，自己竞毫无所觉，妻子闻声赶来，见状火起，抱起女儿往丈夫身上重重一摔，这下孩子哭得更厉害了，屎尿一齐来，将身上衣服、手中书本弄得一塌糊涂，杜巴一言不发，默默走开。他找到宏之：“哥，我明天要走了，你走吗?”“去哪里?”“延安。”哥没有立即表态，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慎重考虑，不能说走就走。第二天一早，他不声不响地走了。

　　在长沙，他又见到了王老师，找到了地下党组织。组织上考虑到他父亲的特殊身份，劝他不要去延安，留在长沙工作。1938年杜巴到长沙育英儿童团任教，第二年他将该团的两名孩子介绍到抗敌演剧八队工作，不久，自己也来到了演剧六队并担任副队长。演剧六队的前身是抗敌演剧八队，是党直接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革命文艺队伍。身为副队长的杜巴，紧密配合队长刘斐章同志工作，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剧评、音乐、文艺理论文章，积极宣传抗日。

　　1940年3月，演剧二队从湖北前线劳军回到长沙，与八队毗邻而居。应当时在长沙出版的《阵中日报》主编(地下党员)之邀，由他和二队队副赵明任编辑，联合主编该报副刊《阵中演剧》.，每周一期，不仅大力宣传抗日，而且在探讨进步戏剧理论、普及戏剧知识，反映抗战剧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阵中演剧》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一年多，出了64期。这些珍贵的史料如今存放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941年、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武汉失守后，湖北省政府退居恩施，这个小地方一下成了第六战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除了演出，杜巴和队长刘斐章还经常在《武汉日报》、《新湖北日报》上发表文章，开展抗日宣传，巧妙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六战区长官陈诚要他们“大力宣传开国盛事，不要写，不要画，不要演，不要唱亡国之音”，而演剧队即将上演的《明末遗恨》，借古喻今，显然不能通过。几经商讨，他们来了个“换汤不换药”，将题目改为《碧血花》。刘斐章赶写《略论<碧血花>的演出》，杜巴则写了《修改(碧血花)剧本的商讨》。二人一唱一和，把当局搞得云里雾里，使该剧得以顺利公演。

　　在恩施，顽固派对革命志士的迫害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演剧六队是由一些热血青年组成的文艺队伍，里面有地下党员，由于找不到确凿证据，敌人对其难以下手。有回地下党员李虹在给女友的信中不慎败露了自己的身分，特务将其活活逼死，并借机制造舆论，企图进一步迫害整个演剧六队。为了安慰死者，也为了保护整个集体，队里动员多方力量，为李虹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与会人员同声高唱着由杜巴根据一首苏联歌曲填写的挽歌，歌声时儿高亢，时儿低沉，唱出了积压在人们心头的悲痛和对黑暗统治的愤懑。歌声震人心弦，全场泣不成声，给了特务们当头一棒。杜巴撰写的挽歌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词：你为什么要死去?

　　1943年六队转移到万县，杜巴遵照组织安排未跟去，留在恩施。在接替杨培新主编《新湖北日报》和《武汉日报》副刊时，他率领夏木三(夏木元)、尹本栋、秦敢、张行立、张天定等一批比他年轻的同志，利用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机关报的副刊版面，无情地揭露和打击一切法西斯独裁统治，宣传爱国爱民思想。他在半年的时间内，挥笔撰文六、七十篇，大约三天就有一篇文章见报，其中许多是有关音乐和戏剧方面的论述。他的《乐谈》之一至七，通过杂谈音乐艺术，淋漓尽致地揭露法西斯独裁统治，诉说着人民的爱与恨。1943年4月28日的《长江》上，发表了他的《无声音乐》(乐谈之一)。这篇文章指出，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可以“使整个在他高压之下的土地成为一片大的沉默”，但是他们“却始终无法消灭作曲家脑子里的豆芽菜，演奏家脑子里的乐器，歌唱家心上的声音，和人民心照心的语言!…‘他们无须借重声音的领域来诉说他们的思想感情，却以雄视阔步的姿态，纵横于无声的音乐领域之中，当它发展到饱和点，它会依然绝然地摧毁这种暴力，突然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来的!”

　　八年抗战的炮火刚刚止息，内战的硝烟又在各地燃起。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杜巴悄悄地离开了演剧六队，开始在国军中从事策反工作。事发被捕后，他亮出了父亲的牌子，当局只好放人。第二次被捕后，他父亲气得要命，举枪扬言要毙了他。可杜巴并未因此畏缩，不久又被抓获，但这回关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父亲。父亲将他锁在一间小屋里，杜巴设法破窗逃出。其时，组织上觉得他已不宜呆在湖南、湖北，便将他调往四川，在丰都适存女中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不久，他被特务发现，与作家骆宾基、丰村等一起被捕，经受了敌特残酷拷打，后经文化界及《新华日报》等多方营救与舆论支持得以获救。出狱后，组织上安排他去上海，参加了“新中国剧社”并在学生、工人中组织歌咏队进行革命活动，其间他在新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艺术》、《新音乐》上发表文章。1948年杜巴经北平到达华北解放区，任华北大学文工团音乐组长。1949年他父亲在从。老家赴重庆的途中因汽车失事去世。

　　新中国成立后，杜巴一直以郭亮的名字从事活动，先是在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任教，担任过中国戏曲研究院表导演研究室主任，《人民戏剧》、《剧本》月刊副主编，中国剧协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编辑《中国戏曲通史》并负责撰写其中的表演史等章节，其间发表过不少音乐、导演等方面的理论文章，著有《戏曲导演学概论》、《音乐艺术》等书。

　　郭亮是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代表，第三、四次全国剧代会名誉代表。1985年6月18日，郭亮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74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娄底市政协文史委〈中国历代名人与娄底〉》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