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说
25年后的感慨与感动
核心提示
“理想去哪了?”在很多人倾心逐利的年代,廖厂长和吴晓波让我们找到了一种精神。由寻找廖厂长出发,更是引发了一场关乎家国情怀的理想大讨论。理想主义的情怀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寻找廖厂长唤醒了人们理想主义的回归,让人们感受到拥有理想和信仰的温暖与幸福。 两天来,读者回馈纷至沓来,今天,让我们听一听人们关于理想的回音。
这两天,本报刊发的“寻找廖厂长”系列报道,引发读者共鸣,一场关于家国情怀的大讨论亦就此展开。
“理想去哪儿了?”这成为了众多读者来电中的自省与追问。
而这场事关理想与情怀的大讨论中,读者追忆的时间从“廖吴寻找”,回溯到了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上著名的“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那是中国著名的“理想事件”:一个23岁的青年,直述关于理想的困顿与迷惘,讲述自己经历见证的种种冲撞,吐露彷徨与疑虑。他发声后,6万读者来信,亿万青年共鸣。
今天,吴晓波的寻找,廖厂长的往事,拨动了我们内心那关乎理想,关乎情怀的弦。如今,中国日新月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每一个青年都责无旁贷。
我们在众多来信、回帖与电话记录中,选取了两份锋利的声音,开启这场意义深远的“理想大讨论”。
■记者 汤霞玲 实习生 王瑶
他们说
“传递理想主义余温的廖厂长潮爆了”
我们是普通人,我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作为中国的一份子,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去影响身边的人。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所有的阶层、所有的力量,真诚地通力合作,才能实现中国梦,不然就是喊口号。——廖厂长再谈“理想”
25年前见到廖厂长,却让人念念不忘。人不会因为赚了多少钱而被人记住,人们会想念他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你有哪些行为改变了这个世界?第二个就是这个人付出了很多,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了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东西。廖厂长就是后者,他的帮助给我的生命产生了影响。我很感谢他。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
这事很偶然,在互联网的时代,很多人为制造的新闻事件下,这么一个偶然的事件引发了人们这么多的关注,触动了这么多人的心,就说明:在物质化、利益化时,理想主义的情怀还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这个事情在一刹那间唤醒了人们一种理想主义的回归,应该引发全社会的一种思索。
——徐颂东(阿拉善SEE湖南中心筹备会的发起人、湖南长河集团董事长)
廖厂长很潮,低调的他简直潮爆了!他让我们看到企业家的担当与使命感,认识什么叫甘于奉献却不图回报,让我们感受到拥有理想和信仰是多么温暖而幸福!感谢吴晓波记得廖厂长,感谢媒体寻找廖厂长,并继续传递理想主义的余温! ——杨艳波(创业青年)
理想者说
警惕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信仰代沟
■长沙市涟源商会秘书长 卢新世
我跟廖厂长是老乡,一直很熟悉,但真的没有想到平时低调的他原来还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理想之问,问倒了一大批年轻人,也让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重新唤起埋藏已久的情怀。
感慨之余,我们更多的是恐慌。
当年的廖厂长为了思索“中国去向何处”,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他捧起了“走向未来”丛书,而现在的年轻人除了写论文外已没什么兴趣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类的书;
当年的廖厂长为了呵护几个同龄人的梦想,可慷慨奉上“巨款”相助,而现在的年轻人即使在面对一个倒地老人时,也要仔细考量扶与不扶的风险;特别是社会上升通道渐渐变窄,权力财富代际传递日渐明显更是让这个本应朝气蓬勃的群体早早地沾染上了世俗的“暮气”。
我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真的病了,社会已出现了信仰危机,至少出现了信仰代沟。
我也曾像廖厂长一样问过年轻人:“你们平时看什么书,看名著吗?”十有八九他们会回答,是上网。我不反感上网,但人在接触碎片化知识的同时,更应系统地读读人文经典、国学古籍,因为那才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
可是从千百年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的真正进步,除了物质的充盈,还有个人素质的提高,还有理想和崇高的追求。
我们湖湘文化所讲经世济用、敢为人先。前一句重点是“济”,即济人渡己,后一句重点是“敢”,即无论他是谁,无论人言是否可畏,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我只要认准是符合理想的崇高的大义,都应该坚持。外界环境不能成为功利和颓废的理由。青年的理想,在于改变世界。环境越是堪忧,越需要改变。
现在,我们很欣慰地发现,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觉醒。
而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善事,开始关心环保、关心公益,此次廖厂长和吴晓波的故事的热烈讨论,就是对真善美的坚守。
阿拉善SEE湖南中心筹备会的发起人徐颂东今天还在跟我聊起,当社会的关注度超过了50%,事情就会产生一个拐点,而我们现在很多事业还没有达到这个拐点,比方说公益,我们都还在路上。但理想不一样,理想主义在思想层面是无止境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会延续下去,而且会不断升华,也会不断创新。
但愿,我们都能通过廖厂长的故事,发展真善美,重构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做出一点点的改变,就是最大的贡献。
新青年说
我很惭愧,从今要让理想一直都在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文法系三年级 卓凌宇
这几天,廖厂长和吴晓波老师的故事在学校传开了。看着他们的故事,我非常惭愧。我随口问我身边的同学,你的理想是什么?他们望着我,一脸惊讶:“好高大上啊,没想过。”然后,不屑地离开了。另几个同学,他们给了我五花八门的答案:“做一只幸福的考拉,20个小时睡,2个小时吃,2个小时发呆”,“变白变瘦变美”,“ 可以到处旅行,吃遍天下美食”,“让我的男神爱上我”,“我要挣好多好多的钱”……
从他们的表情中,我知道他们没开玩笑,我们真的很少思考这个问题。
晚上,我坐在电脑面前发呆,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更多的时间在玩手机、看电视剧、玩游戏、宅在寝室不想出去,没有课就睡觉一天……在很多同学的世界里,理想好像从未出现。
这时,“汉服——长沙”QQ群里的消息闪动了。这一刻,我好像突然醒悟:其实,理想一直都在。
10岁时爸妈外出旅游带回一本破旧的旅游文化宣传册,又小,又薄,我一下子被上面的汉服吸引了。
后来,我通过网络,认识了一群“同袍”,我们一起讨论,一起推广宣传汉服,在网上追本溯源,更深层次地了解汉文化的内涵。这时,我深深地迷恋上了汉文化。可是当看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汉服,很少有人深入了解汉文化时,我感到非常难过。
我的梦想,是实现汉文化的复兴。
今年8月,CCTV9《新青年》——《矢志青春》里曾这样说到,“这是一个现代社会,我们也是现代人。我们复兴汉服,不是为了回到过去,不是复古,是为了找回我们民族曾经美丽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人们不会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也不会问我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这就够了。”是的,这句话真的是我的心声啊,这也是我为之奋斗的理想。我要复兴传统文化,复兴汉服是第一步。
在众多不理解中,我和我的“同袍”们一直在孤独地坚守着,这几年,我们好像看到了希望。
孔子学院遍地开花,越来越多官方媒体关注汉服和汉文化。就在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说,传统文化可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他还说,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我把这个消息发到了汉服交流群里,朋友们都开心极了。
这些也许就是廖厂长和吴晓波老师的故事给我的体会,新时代的我们,应该走出颓废和迷茫,去学习,去积累,主动参与社会实践,为走向社会打基础。这是最好的年华,我们也拥有最美好的未来,不做点什么,怎么对得起这大好青春?
看完廖厂长的故事后,我买了一套吴晓波老师的书,还有廖厂长一直提及的马克斯·韦伯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今天起,要让理想一直都在。
编后
与伟大无关 与情怀有关
经年寻找,吴晓波找到了廖厂长,故事似乎有了温暖的尾巴,而一切似乎还远未结束。
“我有这么伟大吗?”面对记者,廖厂长幽默回应。
与伟大无关,这只是一个从偶遇出发,却沉淀着青春理想与家国情怀有关的凡生故事。
我们的心被触动,或是因为这年头,对一些人,理想已成奢侈品。而在那个年代,他们无惧现实困境种种,心忧家国,寻找使命,热血理想,携手前行。
初读完这故事时,你是否问过自己:我的理想在哪,它燃着还是熄了?
国已强盛,物质充裕,机会众多,可总有人调侃:别跟我说理想,戒了。
理想主义的火把为何火苗渐微?为何不把胸中的家国情怀擦亮点燃,在这“中国梦”飘扬的年代,在此时此国?
与伟大无关,但他们身上的暖光无法掩盖。
无梦而追,单纯追求物质而冷落信仰,纵使拥有世界,你的手心其实仍是空空。
那些年,老男孩吴晓波和三个大学同学,因为廖厂长,开始一场无关名利的理想远征。
——他们只想看看改革中的中国,它还缺少什么?他们还需要去做些什么?
也是那年,因为吴晓波们,“忧国者”廖厂长完成了一场“不出门的远足”。
——他同样想知道远方的中国。他们能代替他看清更远的中国,他想知道自己的国家使命。
他们没钱、没车、没电脑、没手机,他们用脚远征、用笔记录、用心守誓。
他们不关注明星,只关注家国;他们尚未入岗,已开始调研民心。
他们身在商场,却已倾心尚未中国出版的马克斯·韦伯,关注社会治理与国家前程。
之后,他们身如君子,分离匿入各自的人生里,不再寻找,却从未遗忘。
后来,因为理想渐冷,他们怀念昔日温度,开始找寻。
这是个25年前的老故事,更是一则改革年代的“理想寓言”。
25年前的中国,正如吴晓波笔尖所录,改革潮起,风云激荡,他们行走大地,内省自我,牵念国家;25年后的今天,改革步入攻坚期,但那种赤子情怀的渐淡,让他们追忆,令我们怀想。
与伟大无关,这从不是一场简单的寻找。
我们找寻的是一种正在悄然流逝的家国情怀,找寻的是一束不能遗忘、亟需传承的理想之光。
——惟找到它,我们才能拥有从上一场的“激荡三十年”到下一场更有力的激荡力量。
因此,当他们重逢时,我们——尤其湘人——得找到那些丢失的理想,暖热那些渐冷的情怀,然后,如他们一样激荡梦想,奔走中国。■文/空水
网友发声
@yangjun_403:感动于当时廖厂长的大度和远见,也感动于吴老师的真诚与感恩!
@水的四季:改变时代的是大人物,温暖社会的是小人物。
@不安中的期待:最近生活工作都遇到很多坑哥的事、坑哥的人,看了这篇,敲醒了自己,好人还是很多的。
@Doubleday1991:吴老师哪天去?我也打算十月安排去湖南出差,时间赶得上的话好想见一见您 。
@玉莹_yyy:因为世间这种真情弥足珍贵,太过稀少。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只习惯于血亲和熟人之间的帮扶,除此以外的陌生人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Harvey周海文:任何青春都兵荒马乱,却让人念念不忘。前几天在浙江常山,我找到了我高一的语文老师,28年来最牵念的恩师。每一份思念的背后,也许都有坚守、歉疚和对岁月的抗拒。感谢。
……
用理想主义重建信仰
本报评论员 赵强
吴晓波与廖厂长,25年前的一段过往,因为前者的记忆,成为近日的网络热点话题。之所以“热”,是因为带着理想主义的温度,而倘若置之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两个陌生人的相遇相交,不过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朵微小浪花,以至于古道热肠的廖厂长已经记不清当年。而吴晓波的深刻回忆,与其说是怀念廖厂长,莫如说是回忆一段青春岁月,回望一个渐行渐远的理想主义时代,带着季节性的惆怅,唏嘘感慨,温暖入怀。
假使可以随着吴晓波的记忆逆转时光,回到25年前,还原故事中两个人的身份——那时的吴晓波,不是著名财经评论员,只是一名带着理想出发的普通大学生,而廖厂长那时已经是廖厂长,换言之,是一名商人。但那时的商人,不仅在商言商,甚或见利忘义,而同样可以人在商场,心在远方。
尽管吴晓波后来的文章标题是《只有廖厂长例外》,但这“例外”历久弥新,至少可以说明:其实,商人与知识青年并非天然对立,同样可以惺惺相惜,不搞什么“阶级斗争”。如果发达的商业社会有更多廖厂长这样的商人,同样可以培育、呵护理想主义的蓬勃成长。而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亦可以拓展、激发商业社会的财富生产与思维创造。乔布斯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就是一典型例证。
吴晓波在自己文章中感慨道:“在以后的生涯中,我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厂长、经理乃至‘中国首富’,他们有的领导着上万人的大企业,有的日进斗金花钱如水,说到风光和有成就,这位廖厂长似乎都要差很大一截。”心生如许感喟,自身也同时是商人的吴晓波,显然并非意图将理想主义与商业置于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之中。他批评的是,失落理想主义情怀的一种浮华,财富与理想疏远,就会陷入狂妄与虚幻。铺张的物质享乐与各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令商业社会看起来与理想主义水火不容,而其实后一种情形只是前者的幻象。
浮华的物质与利己主义的幻象,布景于现实,却会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浮世绘:官员贪腐堕落、明星吸毒嫖娼、知识分子犬儒势利……一个小小的郭美美都能令国家级慈善机构名誉扫地——这些教人沮丧颓废的不正常现象,背后都有理想主义失落的内在诱因。“理想算个屁呀,爱情又算什么东西”——当汪峰唱着这首名为《觉醒》的歌重回舞台中央时,心中并非只想着上头条,而是要呐喊着唱出“可我还是个人啊”——这嘶吼里有与吴晓波一样的缅怀与呼唤:理想主义者在残酷现实面前,不仅要从迷惘中觉醒,更要用理想主义重建信仰。
这其实,也是民心所向。近来的“反四风”“反腐”乃至对重点领域的打击与归正,既是为理想主义的新生肃清环境,更须有理想主义的信念与力量支撑——而民意的广泛支持,更表明对中国梦想的价值期待,本质上是一种回归真实的理想主义——由此而言,吴廖二人的一段过往,有更大的寄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