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革命失利时，他们坚定地跟党走；当国事艰难时，他们选择了回归；当改革转型时，他们坚守着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共产党９０年历程中，多少次面临危机，多少次面临挑战，多少次面临考验。是什么，使中国共产党人每一次都作出正确的选择？
信仰——６位共产党员的故事突出表明，只有崇高的信仰，才能使人作出正确的选择。
叶挺，贺龙——革命低潮中，理想主义者选择了理想
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时，叶挺已经是国军少将。
作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叶挺曾率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连战连捷，为国民革命军第４军赢得了“铁军”的美誉，团长叶挺也被国民政府破格提为少将军衔。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员的数量由近６万急剧减少到１万多——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中国。
党，面临着生死存亡；革命，到了危急关头。
面对屠刀，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叶挺，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革命队伍之中，参与领导了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
与叶挺相比，作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在南昌起义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起义前担任国民革命军第２０军军长的贺龙，早已在北伐战场上名声远扬。选择革命，这位名将靠的是对真理的信仰。
“相信真理，父亲的选择一生都不曾改变！”贺龙之女贺晓明这样评价父亲当年的选择。
国民党右派势力想拉拢贺龙，共产党也积极争取他。听哪个党的，走哪条道路？贺龙把两个党的代表一起请到家中，让他们各自发表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解。
出身贫苦而又苦于找不到救国救民之路的贺龙，被共产党代表的话吸引住了，他说：“我贺龙是从枪杆子里爬出来的，是个直筒筒，我觉得还是共产党的理论对！”
只要主义真，不怕时局危。南昌起义前三天，当周恩来向贺龙告知起义计划时，贺龙答，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而在此前，他已经拒绝了第４军军长黄琪翔和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拉拢。
起义前一天，贺龙在营以上军官会议上说：“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愿跟我走的，我们一起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在女儿贺晓明眼中，父亲作出的是一个让全家永远为之骄傲的决定。 １９２７年８月底，在起义军南下受挫、处境艰难之际，贺龙宣誓入党。
就在叶挺率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城后不久，叶挺的长子叶正大出生了。“这个名字，是父亲在１９４１年改的。”叶正大回忆，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叶挺被非法扣押。命运多舛，这位“北伐名将、抗日先锋”又一次在长达５年的囚禁生涯中品味了人生的冤屈。
叶正大记得，“皖南事变”后，父亲辗转各地，一直处于监禁之中。一天，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叶挺叫来他们围成一圈。“从明天开始，你们的名字全部改掉！”叶挺为原名福农的老大改名“正大”，老二福麟改为“正明”，最为疼爱的女儿则取名“扬眉”。
叶挺说，你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正大光明、扬眉吐气”！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
１９４６年４月８日，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奉命由重庆飞往延安时，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
那首写于牢中、被一代代后来者吟诵的《囚歌》，成了共产党员叶挺最好的墓志铭——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钱学森，陆裕朴——新中国艰难奋起，海外赤子选择回归
海轮启程，离洛杉矶，过夏威夷，美国终于被甩在身后。
这一年，钱学森４４岁。
２０年前的１９３５年，年轻的钱学森抱着“科技救国”的心愿跨洋赴美。他用一年时间拿下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专业的硕士学位，随后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２８岁时即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被赞为“美国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一传来，钱学森就已开始为归国一事谋划筹算。
一穷二白、风雨飘摇的中国，到底有着怎样的吸引力？
那是因为，用科学为国效力，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不买房子，也不买保险，身处异国的每时每刻，钱学森都不忘从报纸、广播里关注国内的局势——回国，是从出国那一天起就已做好的打算。
负笈西土，信仰不移。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多年后，钱学森这样回忆。
美国人读不懂钱学森，但称得出天才的分量。就在钱学森打算举家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他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全家不准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此后，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
被监视、被软禁——在美国人眼中“抵得上５个师的兵力”的钱学森的归国路，走得异常坎坷。
支撑着游子熬过艰辛的五年时光的，依旧是科技报国的信念。钱学森的儿子、出生于１９４８年的钱永刚始终记得，那时全家的活动范围似乎大受限制。但在自己家里，始终放着随时可以拎走的行李箱。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８日，等待已久的钱学森终于举家回国。其时，被美国有关政府部门看做是“共产党”并冠以“回国密通中共”罪名的钱学森，其实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同样是在１９５５年，已是旧金山恺撒基金会医院骨科主治大夫的陆裕朴变卖了房子、小汽车等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买了大批手术器械，毅然回国。
美国同行惊讶万分：“你为什么要回国？”在美国，骨科医生是骄子中的骄子。陆裕朴回国前，已拿到１．２万美元的年薪，那时候，花两千美元就可以买一部漂亮的小轿车。
作为新中国建立前最后一批留学生，陆裕朴更懂得选择的意义：以所学所得为祖国医学进步做贡献，为更多的中国人解除病痛——出去或归来，为的都是一个大写的中国。
医学报国，是一个远行赤子内心最坚定的信仰。然而，两年以后陆裕朴以优异的成绩进修完毕，却回不来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宣布，所有在美国学习医学、理科、工科的华人均不得返回红色中国。
陆裕朴向美国总统据理力争，写信给移民局表示抗议，整整４年，他一刻也没有放弃归国的努力。１９５５年夏，当陆裕朴奇迹般出现在归国的海轮上，他才得知：自己和其他３１位学者得以归来，是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努力。
太平洋的海风吹动着陆裕朴的头发，面朝祖国而行，等待得太久的陆裕朴热泪盈眶。
此后的３０多年间，陆裕朴用他的高超医术为黄土地上成千上万的人解除病痛，在祖国的沃土上创造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回国４年后，钱学森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中国少了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的导弹国家计划却驶入历史的航道。
１９９３年，身患四种癌症的陆裕朴倒在了他挚爱的祖国大地。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燃尽毕生精力，实现了医学报国的理想。
杨善洲，李守发——改革转型的大浪里，共产主义者选择了坚守
１９８８年３月，６０岁的杨善洲退休了。
这个原云南省保山市的地委书记，选择了另一种活法：“我要回大亮山种树去！”
按规定，杨善洲这一级的干部，可以在省城里安享晚年。可施甸县山光水枯的大亮山始终压在杨善洲心头：他曾亲眼目睹长满大树的大亮山因乱砍滥伐而一点点变秃变荒，也曾许下承诺，要还给下一代人一片森林、一片绿洲。退休了，杨善洲要来兑现当年的诺言。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一切向钱看”“全民经商”的风潮正甚嚣尘上，不进省城不经商却选择了深山老林的杨善洲，像是一个“异类”。
而在杨善洲看来，这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选择。“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
栽树二十载，荒山变林海。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朴素感情，让这位老党员放弃了清闲的晚年生活，将余热发挥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亮山没有房、没有路，杨善洲跟１５名职工一道搭起油毛毡棚，自己赶着马挑担；买树苗资金不足，杨善洲就提着口袋下山到镇里和县城的大街上去捡别人吃果子后随手扔掉的果核。有人说他捡果核不光彩。他说：“我这么弯弯腰，林场就有苗育了，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如今，杨善洲捡回来的果核，已成为大亮山上郁郁葱葱的果林。叶茂果香的大亮山，美丽得如同杨善洲坚守的精神家园。
共产党人凭借信仰和坚守能够走多远？应该走多远？杨善洲用他的一生给出了答案。
按照当地规定，这些年他创办林场前前后后引进的资金应该有４０万元的提成，杨善洲从来没拿过一分钱；
１９９２年，大亮山林场盖起第一间砖瓦房，大伙请他搬进新房住，他硬是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在四面通风透雨的油毛毡棚，杨善洲一住就是９年。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杨善洲因病离世。怀念他的人们把“大亮山林场”改名为“善洲林场”。
共产党人的坚守总是惊人相似。１９９８年，曾任长春军分区副司令员的李守发脱下穿了３６年军装，来到辽宁省开原市马家寨乡的杏花村，要帮乡亲们脱贫致富。
“村里太穷了，吃的饭是苞米面饼子，苞米面粥，酸菜炖豆腐。我说过年了，怎么还吃这个。”李守发决定回到杏花村的理由很简单：我不能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
不贪一己私欲，不图物质享受，李守发在杏花村开始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
村民们并不相信几十年来只能种玉米的杏花村能种出别的来，李守发就拿自己“开刀”，掏出４万元积蓄，承包了７０亩荒山——他想让乡亲们看到，树苗能够换成钱。
杏花村的山水不领这份情。李守发初次尝试即尝败果。经济的损失、目光的质疑，并未阻挡李守发对致富路的探寻。在找到专家分析原因后，荒山坡上再次栽上了适应性强的白毛杨。
绿芽唤醒了杏花村的春天。风一般的绿意，第一次在杏花村的山间流淌。
２００３年，李守发又为村民们找到了最适合杏花村的致富法宝：种榛子。他免费向村民提供榛苗，并专门负责收购、销售整个杏花村的榛子。杏花村的榛子种植面积达到了３５００亩，产量２０万斤。
疑虑最终变成了信任。“他做这些都是俺们想不到的事情，都是为老百姓，处处都为我们着想。他净为老百姓办好事儿，能不支持？”村民们这样说。
想要功成身退离开杏花村的李守发，最终又留了下来——村民们给他修了条路，叫“留心路”。
掉了眼泪的李守发，于是留在了杏花村，继续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