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深处有人家。
不知什么原因“璞藏”二字已不清晰。
禅院窗户上有图案。
禅院前的梯田。
禅院一角。
璞藏禅院.
这株皂角树已经快200岁了。
华声在线-娄底频道讯(通讯员 胡如庄 彭运良)禅院就是佛教寺院,应为禅师所建。双峰县黄巢山白石峰下就有一座至今保存完好的“璞藏禅院”,不知什么时候何位禅师所建,也不知院名有什么寓意。就是土生土长在黄巢山下的彭兵志书记也不得而知。
为了去领略一下“璞藏禅院”的风采,我们从云溪寺“育英公”寺田处往北,过涓水河,沿着一条既弯又陡的狭窄水泥公路盘旋而上。水泥公路的尽头,是一处农友晒谷的坪地。尽管公路还在延伸,但要继续往前驶车是肯定不行的。
于是,我和星火先生随着彭书记踏着越来越弯愈来愈陡的土石公路向白石峰下进发,直走得我们个个满头大汗。一路上,彭书记为我们讲了黄巢村辉煌的历史:昔日这里是井字公社辉煌大队,辖伞家冲、赵家、高峰、利民四个生产队。到1972年,辉煌大队并入大埠大队。后来大埠大队更名为黄巢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利民生产队分为利民、建新两个村民小组。
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彭兵志书记说:“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摁下手印,率先实行大包干,迈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被称为“中国改革第一村”。而黄巢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实施了责任制,比小岗村要早16年哩。关于这一历史,《双峰县志》和《中共双峰县当时大事记》还有记载呢。”
彭书记说的就是辉煌大队。当年的辉煌大队只有70户人家,290人。由于地处海拔700多米的白石峰下,土地瘠薄,生产条件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产资金极其短缺,集体生产无法开展起来。面临1961年春耕生产即将开始之际,如果再不调整经营方式,这山窝里瘠薄的几亩田土恐怕只有荒废了。大队党支部不能眼看社员被饿死,一班人冒着挨批斗甚至可能坐牢的危险,将田土和上缴征购按人头分到户,实行谁种谁收。这一举措大大地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连原来已外流江西的人也闻讯赶回来耕种包产到户的土地了。这时,恰逢县委书记宋运良在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回来,组织全县四级干部大会贯彻中央会议精神,会上对辉煌大队包产到户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一肯定壮起了基层干部的胆子。散会后,荷叶区委书记郑汉斌找到井字公社分管农业的党委副书记,双双再上辉煌大队。通过总结,便决定推广赵家生产队(现为星子组)的“八定”模式,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全大队的生产责任制。“八定”就是定地段、定产量、定工分、定成本、定耕牛、定灌系、定技术措施、定奖罚。在实行“八定”的同时,仍实行“三个统一”,即生产资料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调配、产品统一分配。自实行“八定三统一”后,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得到有效地调动,当年农业生产获得丰收。郑汉斌书记与区委一班人认真总结辉煌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做法和经验并上报双峰县委,县委办便于1962年7月21日在《情况简报》第88期向全县进行了推广。
对当年的史实,《双峰县志》是这么记载的:7月底,县委办公室在《农村简报》上载文介绍井字公社辉煌大队“上年度旱土责任制到户获丰收,水田大合拢减产”的经验教训,不少社队干部受到启发。事后,全县有692个生产队,将田土包产到户,有2695个生产队,将旱土包产到户,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较充分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年底,按“四固定”进行定权发证工作,明确国家与集体、集体与集体、国家集体与社员个人的山水田土界限,明确30年不变,有的还立下了石碑。农民吃下了定心丸,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共双峰县当时大事记》也有这样的记载:1962年,开展农业生产比生产、比贡献、比收入三比竞赛,推广井字公社辉煌大队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但在阶级斗争问题、政治思想文化上,左的思想反而有所发展。3月1日至13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下放到生产队。3月21日,县委办公室以“什么是真正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一文,介绍推广井字公社辉煌大队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翌年,被视为分田单干而遭到批判。
说着,我们来到一急弯陡坡处,一株高大的水桐树突然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彭书记甩落话题,要我们过去三人,手牵着手也合抱不下。而路旁还有一座硕大的花岗岩,俨然一个蒙古包。我们驻足仰头观石,天际间的石缝中竟出现奇迹:一株矮小松树,在风雨中摇曳。尽管树株高不过六七十公分,但那从石缝里挤出来的树干在石缝外结起了一个菜碗般粗的坨坨来。我们好奇地猜测着它的年龄,谁也说不好。看那枝干和松针,并不怎么茂盛,还显得有气无力的样子。也难怪,石缝里没有营养土壤,何况去年还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能活下来就不简单了。石缝下边还有一株檀树,长得比松树高一些且充满生气。就在这花岗岩“蒙古包”下,一颗枝繁叶茂的古树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一位后生子领着我们绕道到跟前一看,恐怕十人也合抱不,树高足有60米,由于它生长在房子旁,下边20米处的枝干全部被砍了。后生子告诉我们:这是一颗他太太公亲手栽的皂角树,至今已有160多年了。
继续往前走,只见白石峰下白云深处有人家。一转弯,突然眼前一亮:山弯里,修竹一片,充满生机。一栋既不高大也不显得特别古老的砖瓦结构、一进两横、形似古代的一把铜锁的房子不偏不倚地坐落在竹林下的山弯里。走进前去,一口池塘横在那房子前。隔着池塘,可以清楚地看到房子正门上左侧有“禅院”二字,右侧还有两个字已经不清晰了。我们绕着池塘,从左侧走到禅院前坪,似乎也认不出那两个字来。拴在走廊上毛狮子狗热情地对着客人“汪”了起来。住在禅院里的主人忙走出屋来,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的彭书记,边忙着招呼客人们进屋坐坐。我还在继续辨认那两个字,一位眼镜先生走近并告诉我是“璞玉”的“璞”字和“珍藏”的“藏”字。从这两个字间,我似乎悟到了禅院取名的用意,其语出《宋史•文苑传一•朱昂》“蓄为志兮璞藏,发为文兮雾委”之句。
璞藏禅院的主人叫黄建梅,已过花甲之年。还未坐定,黄建梅老婆热情地端出一大碗熟花生,儿媳妇忙着沏茶端茶。儿媳妇就是那眼镜先生的妻子,夫妻两在县城里工作,眼镜还是一位法官。他五岁的儿子是“眼镜二代”,很有礼貌地叫着“爷爷好”“伯伯好”,很可爱。黄家小儿媳已是两个宝贝的妈妈,正坐在厅堂的竹床上奶孩子。彭书记请黄建梅说禅院的历史。老黄告诉我们说:这里原来叫新庵子,建于清朝,具体年份搞不清,反正有百几十年好远了。
黄家本不住在禅院里,只因黄建梅的姨奶和姑妈都在璞藏禅院吃斋念经。解放前姨奶逝世了,解放后姑妈在禅院里分得了左侧一间橫屋,孤身一人继续在这里吃斋念经。由于晚年身体每况愈下,黄建梅便于1971年携妻带子搬进了禅院,挑起了照料姑妈的担子。至1987年,姑妈过世了,黄家便在禅院定居下来了。
黄建梅介绍说,璞藏禅院原来是座竹板子屋,一楼居住,二楼念佛敬神。到土改时,禅院还有四个尼姑,其中两个是湘乡高子山的两姐妹。分田地时,妹妹回高子山分得了田地,不再来禅院;姐姐继续留在禅院,直到终老葬在竹林里。土改时,禅院里分住了四户人家,其中三户是尼姑或僧人,另一户是黄新阳家。
说着,今年81岁的黄新阳老人也恰到禅院来了。他也说不出禅院的始建时间。我们便问起路旁那石缝里松树的年岁,黄新阳老人连忙摇摇头说,当他懂事时,那松树就是那么点大。这使我们很惊讶。很明显,老人已过八旬,恐怕那松树已过几个八旬了,难怪它显得那样苍老,没生机。
我们便问起当年辉煌大队当年包产到户的情况,老人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的样子。他说,分田到户,一直是我们的愿望和要求,可惜那年我们刚吃了几餐饱饭,就不让我们单干了。几年后,竟然还开批判会,那些人勒令让我们吃饱饭的领导上山来接受批斗,还要我们高喊口号,我们真有点喊不出来呢。黄新阳说,那是“文革”中的1967年秋,由县城和荷叶区来的“造反派”,带着戴高帽子的两位书记上山来开批判会,一个是原县里的姜元腾书记,一个是区里的郑汉斌书记。黄新阳老人指着左侧的橫屋,批判会就是在那屋里开的,当时造反派挤了一屋,我们都进不去,听说两位书记还挨了打。说着,老人连连叹息起来。
听了璞藏禅院的故事,星火先生告诉大家,他正在做黄巢山旅游开发的计划,到时候将会在土柱峰下采石场留下的石壁上刻下世界上最高的佛像,再将璞藏禅院改造成一所佛学研究院,并在禅院前的层层梯田上头建上一个“观佛台”。黄建梅一家听了笑得合不拢嘴,忙着说“我们山里人就有希望了!”彭兵志书记也说:到时候还要布置一个“辉煌大队责任制陈列室”,黄新阳老人连说:“好,我们支持!”,
此时,说笑声、鼓掌声、赞扬声交织、缭绕在古老的禅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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