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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外包":难道执法权也是商品吗？

发布时间：2012-07-26 来源：中新网社区作者：弹脑啵儿

    深圳的城管外包，一度被认为是创新机制，但由于部分成员涉黑被披露，所以也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最近，根据深圳城管局法规处一负责人的说法，在两周左右的时间内可能会出台新的政策来取代原来的城管外包，或者先取消了再说，这样一来运行了5年之久的深圳城管外包的制度有可能退出舞台。(7月22日《中国之声》)

   终止或调整，多少意味着原有政策的遇挫，所幸及时的纠偏，尚能规避不少潜在的风险。现代社会，以政府财政购买社会服务，继而将之转化为公共服务提供给民众，早已是惯常的操作套路。具体到城管身上，似乎也可适用此类逻辑。只是考虑到，城管还肩负“管理”、“执法”的功能，那么其能否外包就得另费思量了。

    五年之前，深圳推行城管外包，不过为解决“人员编制不足”的棘手问题。所谓“机制创新”云云，如今看来，更像是事后的“修饰包装”。在城管自身结构紊乱、权限模糊的今天，城管似乎总不够用——他们享有宽泛的履职范围，而城市的市容和秩序等，也颇受重视。于是，膨胀的城管需求，导致了“业务外包”的出现。

    “城管外包”的直接后果，恐怕是以极低的成本，突破了行政体系对人数规模的限制。城管需求量大，只因职权臃肿：他们要保障市容整洁、秩序分明，在“市容本位”的逻辑下，暴力执法也频现。因为执法内容的扩充，城管也需要足够多的人力，去维持着强力型管理。相反的，提升市民的公共意识等，却被习惯性地遗忘。城市治理的着眼点，也便从“增强市民的自律他律”转移到“城管外包”上。

    此外，城管的外包，必然带来“执法权”的转移：一群未经充分筛选、严格训练、考核上岗的“社会人士”，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罚没、罚款、报批等权力。现实情况下，一方面“外包人员”只能从职能部门领取极微的薪酬；另一方面，他们却手握着能量十足的权力。那么，便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城管外包会否异化成，“外租执法权，并默许其人用以谋利，从而换取他们甘愿廉价服务？”当然，深圳相关部门的最新表态，不算太晚地回应了民众质疑。

    必须厘清，“城管外包”难言成功的尝试，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公职机构的单维度管理，早已不适合千头万绪的现实。将更多“政府职能”剥离，甚至转给社会力量接盘，对促进就业、压缩成本、提升效率都助益良多。权力下放、收缩，是构筑现代型政府的基本趋势。可问题是，执法权不是可随意转让的商品，它应遵从基本的治理原则——由专业的公职人员来行使，用公信力来兜底，以避免执法“走火”。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深圳市城管局日前透露，城管可能不再外包给公司，深圳最迟两周内出台新政。

    城管外包，说得更准确一点，其实相当于建设工程中的“层层转包”，因为城管本来也没有执法权，它们的执法权也是通过一定程序“批发”过来的。他们再把执法权转包给物业公司和保安公司，这不是建筑行业严格禁止的层层转包吗？

    记得铁路行业，就因为工程层层转包，出现了“骗子承包、厨子施工”的闹剧，城管外包也是这样。“大部分协管员没有专业的执法素养、职业道德和法律知识，向小商小贩收取保护费，自己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而所谓物业公司和保安公司的监管也根本靠不住，他们自己的素质就成问题。

    “城管外包”据说是把“服务”和“执法”分离，只外包“服务”一块，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在实际操作中，哪些属于“服务”，哪些属于“执法”，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服务”也需要执法，执法离不开“服务”。而实际上，也就是把一定范围内的城管业务都包出去了。这就等于随便把武器发给一个过路人，让他去管理市民；等于把手术刀发给一个市民，让他去进行医疗服务。

    五年后终于知道城管外包的错误，当初，这样明显违反基本法律原则的错误决策是怎样出台的？这样的做法怎么成了先进经验？难道因为城管局人手紧张，就可以推卸掉权力和责任？难道创新就可以只讲效率或效益，连法治原则也可以抛弃？领导的拍板、专家的鼓吹为什么能够超过老百姓的意见？所以，取消城管外包，政府五年后又走了回头路，这段路不能白走，要总结教训，以戒今后，不是“叫停”“取消”就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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