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虽然已经像其他节日一样，成了一个休闲旅游的假期，但毕竟还是涉及到一些关于死人的事。而这些有关祭奠或悼念的活动，总是比不上送走一个新亡人的悲痛和凄惨。就在距这个“清明节”只有两天的4月1日，一个24岁的“患癌女孩”贺瑾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说“孤独地离开了人世”原本是有悖常理的，黄泉路上很少有结伴而行。但贺瑾这个“患癌女孩”，她的“孤独”是因为“截至目前，其家人仍未出现，贺瑾遗体依然停放在医院太平间”。

    据安康市中心医院急症科张护士介绍，贺瑾是3月1日晚上8时被妈妈和男友送来的，患的是乙型肝炎、肝硬化合并的肝癌晚期，“属于绝症，最多只能拖两个月”。听到是绝症后，家人脸色顿时变了，陪同来的男友留下1000元钱，从此失去联系。妈妈开始还断断续续过来看看，给她送饭，后来就失去了踪影。

    4月1日下午5时56分，处于重度昏迷状态的贺瑾孤独地离开了人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从当日下午4时45分到5时，短短15分钟时间内，医院数次分别拨打贺瑾父亲贺某、母亲张某的电话，或者无法接通，或者干脆不接。（4月04日《光明网》）

    这就是贺瑾“孤独地离开了人世”的注解。如果站在人之常情的道德底线上，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谴责贺瑾父母及亲人们的冷漠。但是，当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贺瑾的家庭现状时，还是多一点对其中的无奈的体谅。设想这个不幸的家庭面对一种绝症，必然会产生绝望，而绝症和绝望都是分别属于无法医治的生理和心理疾患。

    也许要解开贺瑾父母及亲人们绝望的来由，要比解开癌症这种绝症的病理容易得多，但同样在无“药”可治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应该接受这种“安乐死”。贺瑾父母及亲人们的逃避，何尝不是一种亲情上的“安乐死”？

    从贺瑾留下的微博中，不难看出这个家庭曾经为此的付出。贺瑾在微博中写道：“我真的该去死掉，还让58岁的爸爸操心，到处去借钱为我治病，看着他苍老的背影，我实在无法再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不让妈妈再为了我的病操心了，都是我不好，妈妈对不起……”显然，贺瑾的家人是在经过一番努力后，在绝望中退却和逃避了。人们也许可以质疑她的家人为何不陪她走完最后的人生之路，但不可忽略的是，这段毫无希望的人生之路，将需要多少真金白银来铺垫？他们的无奈和医生对癌症的无奈一样，都不是可以用愿望来补救的。

    要说贺瑾的不幸，就如一个重病患者遇到了一个资质太低的医院一样，她身处一个太不坚实的家庭。贺瑾在微博中说，她家庭很复杂，爸爸妈妈离婚二十年了，“我是判给爸爸的，但是他把我送去农村姑姑家一直管我，我都二十四了，连户口都没有，更别说医保什么的，现在妈妈一个人养着弟弟不容易，房子都是租住的，连二叔都不管我，爸爸又联系不到，我该怎么办？”这就应验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尽管这种遗弃亲人的做法是极不道德的，但倘若贺瑾的家人不顾一切，不计后果为贺瑾而倾家荡产或背上沉重的债务，罹患绝症的贺瑾还是要走的，剩下的活人怎么继续活下去？这个令人绝望的难题，一点也不亚于癌症这个绝症。不管人们从制度上找原因还是社会援助上找希望，但机会不是保障，绝望在所难免。因此，此时此刻，别太苛责“患癌女孩”亲人们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