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工信部网站发布消息，明确要求党政机关采购的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发动机排气量不超过1.8升、价格不超过18万元。据悉，中央公车费每年逾60亿元。人大代表叶青表示今后豪华公务车或将减少，中国每年直接减少的公务车支出，大概在8亿-10亿元之间。（11月19日《京华时报》）

    政府公务用车限价了，确实是好事。今后，像媒体曝光过的宝马X5、奥迪Q7为领导开道之类的现象可能会少一些。然而，窃以为所谓“限价”的做法仍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成为公车改革的“终点”。

    中国的公车消费是一个无底洞，可以说从购置到最终报废每个毛孔都滴着纳税人的血汗。再穷不能穷干部，再苦不能苦领导。哪怕无数老百姓辛苦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小房子，领导的屁股底下照样要坐“一座楼”。说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公车腐败放任不管，当然也不公平。他们为此下发了多少红头文件啊，领导们因此发表了多少慷慨激昂的“重要讲话”啊。形形色色的改革措施更是层出不穷，什么GPS定位，什么发放“车贴”……然而，所有这些都未能真正遏制住“车轮下的腐败”。当公车还是桑塔纳的时候，就说要彻底整肃公车私用；现在公车都升级成“四个圈”和“别摸我”了，公车腐败却依然如故。有人曾无奈地表示，历经十多年，“公车改革”今天仍然在路上，还在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比较之中，耗时之长，足够打赢两次抗日战争。为何会这样？公车腐败是否已成有中国特色的“不治之症”？我的看法是，公车改革的终极目标应是“取消公车”、“没有公车”，而迄今为止的公车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维护现有公车制度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因此难免流于隔靴搔痒的形式主义。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公车。公车泛滥不仅造成了巨大浪费，更是成了催生腐败的温床。无数事实证明，单靠限制数量、限价之类的措施和现有的监管力度，根本无法遏制公车领域存在的问题。举个很小的例子，河南摄像记者吕建福3年来拍摄了数千张公车私用、违规驾驶与停放的照片，然而，这些照片在网络上曝光后，却只有数十个公务员受到了处理。“曝光数千处理数十”，这组数字背后的“潜台词”耐人寻味。既然常规方法都难起作用，何不干脆彻底取消公车，让某些官员再无漏洞可钻呢？如果有人说，取消公车后，政府和官员还怎样开展工作？这种想法恐怕有“坐井观天”之嫌了。旅美学者薛涌在《美国人是如何使用公车的》一文中说，他在美国住了十五年，除了总统乘坐的什么“一号”，还真没有听说过什么公车。没有公车，起码没有那么多公车的美国，政府的运转并未受到影响，其行政效率之高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公车的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只是被有些人有意无意给搞复杂了。或许我们现在就一刀切地取消公车还不大可能，但采取措施管好现有公车也并非无法完成的任务。以香港为例，作为一个拥有700万人口、17万公务人员的城市，政府用车只有6343辆，其中还包括垃圾车、警车和救护车等，而这里的公务员的效率，是我们内地平均水平的八倍。有人总结香港在这方面的主要经验只有三条：一是少配专车，二是不瞎买车，三是监督到位。这些都是现成的经验，直接采用“拿来主义”就行了，无须再去“摸着石头过河”瞎耽搁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