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横亘于大马路上的人行天桥，却事实地贴上了“交通厅专用牌”标签，再大的 “历史原因”，恐怕也遮不住其间权力滥用的意味。百姓难用领导用、私权难用公权用，桥上穿制服的保安，不过是权力盖在天桥上的一枚印记——约等于“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据说行人穿马路有不幸遭遇车祸而亡的，概率上说或许可以漠视，但 “专用天桥”端然于事故之上，多少难以撇清冷血之嫌。

    公路之上，即便天桥果真是交通厅出钱修建，或许也没有资格划地独享。这要从道路交通安全法或土地资源关联条例上反证 “专用”的荒谬，其实并不难——真正成疑的是：为什么省级职能部门，光天化日之下垄断天桥使用权若干年?反弹的民意难道真是 “沉默的声音”?体制内外的监管者有没有位次发声?

    这些年， “专属专用”的玩意越来越多，既匪夷所思，又见怪不怪。不久前， “局长专用牌”网络热词阵营又添新成员——“局长专用水箱”。联想此前的局长专用厕所、局长专用车位、局长专用网球场……其实， “专属专用”的何止“局长”一个标签，简直就是权力通行证的日常兑现。

    权力不仅善于为自己捞取特权，更善于借助分配法则创设更多的“专属专享”。譬如此前杭州就宣布，未来三年建设150万平方米 “人才专项用房”，纳入保障房体系。福利政策借助兜底制度蹭饭揩油，可见公共权力已经日渐走失了其应有的基本价值立场和公平政策取向。

    “交通厅专用天桥”只不过因为其暴露在民众的眼皮底下，日日来往，尤为刺眼。但更多的“专属专用”可能披着程序正义的外衣，或者伪装成目的正义，蚕食着公共利益或公民私权。这些花样百出的闹剧，表面看是权力的不检点，说到底，是监督阙如、约束乏力。滥用的权力，必然对应着疏漏百出的制度，而完善自我限权的制度，又显然指望不了公共权力有限的道德自觉。(邓海建)

 官员走天桥 百姓穿车阵

 天桥处处有，就是没人走。

    没人走，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的确没有人走。6月12日《工人日报》的一篇报道说，在河南郑州，部分动辄花费数百万元建设的人行天桥，由于利用率偏低、多数行人不走，使出于行人安全和缓解交通拥堵考虑的过街天桥闲置。

    另外一种情况是，修建的天桥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走的。6月12日《河南日报》报道，南宁市有座独特的立交桥，专供广西交通厅专用。报道说，“此立交桥一头接的是交通厅的办公大楼和生活楼，另一头是生活区。在靠近交通厅的那一端还有个穿制服的在站岗。车流量如此大的路上，一般市民却根本没机会使用这座立交桥。”

    官员轻轻一拍脑门，数百万元的财税收入，换来了闲置的天桥;同样轻轻一动嘴，用百姓税收修建起来的天桥，百姓却没有行走的权利。

    新闻里没有看到郑州相关政府的回应，而广西交通厅，面对人们绕道百米开外的斑马线才过马路的现状，却给出了一个“历史原因”的解释，称专用天桥建于上世纪80年代，建桥之初车流和人流都少，所以桥专用并不会对市民产生多大的影响。

    面对质疑要么选择“随你怎么闹”，要么打起太极来，一句“历史原因”就将问题推到80年代。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一些官员最喜欢的三种动作——用钱时拍胸脯保证为人民服务、规划时拍脑袋决策、出问题后就想着拍屁股走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公权力得不到制约，民意被边缘化。

    看着官员台上讲的和台下做的差别如此之大，雷人语录一页翻过还有一页，修座天桥却不为人民造或根本不是为人民造，于是，老百姓会产生一个问题，天天喊着为人民服务的一些官员，到底距离百姓有多远? (马想斌)

 “断裂”天桥上的“无形资产”流失

    不过，近日新闻报道的两则桥的新闻，无论是从物理意义还是社会功能上，非但没有看到其弥合断裂、消除阻隔的功能，反倒是在加剧民生的断裂，加剧政府与民众的阻隔。

    一则是广西南宁的“交通厅专用天桥”。据当地市民称，这座人行天桥一头连接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生活区，另一头连接交通厅办公楼和交通厅另一生活区，桥上有保安巡逻站岗，普通行人难以使用。而市民要从马路一面走到另一面，要么绕道百米开外的斑马线，要么在车流中穿行。(6月11日《新京报》)

    而另外一则是河南郑州多处耗资数百万建设的人行天桥，由于利用率偏低，多数行人不走，处于闲置状态。市民抱怨多数天桥建得不是地方，希望相关部门充分征求民意，在需求量大的地方修建人行天桥。(6月12日《大河报》)

    南宁的“专用天桥”，无疑是特权私占公共资源的表现，通向的是权力自肥之路;而郑州的“摆设天桥”，无疑是当地主政者政绩作秀的道具，通向的是政绩升迁之路。无论这些天桥通向哪条路，都不见通向民生和民心。这，恐怕正是引发民众不满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见，两地政府所修的桥，无论是从物理意义还是社会功用都颠覆了桥应有的意义：既不能成为便利的民生通道，也不能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民心桥梁。反倒是这样的“专用”和“摆设”，容易引发民众的憎恶，疏远了公权与民心的距离，加剧了政府与民生的断裂。从这两地政府造的这些桥来看，它们已然不是为弥合断裂、消除阻隔而存在，反倒是加剧了断裂、增加了阻隔。而这种断裂和阻隔加剧的后果便是：民众与政府的距离越来越疏远，政府公信力每况愈下。

    “相对于经济发展成就、社会财富积累等‘有形资产’，公信力属于‘无形资产’。如同有形资产的建树需要集腋成裘，无形资产的聚集也要靠点滴积攒。不同的是，政府无形资产的流失，却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一边建树有形政绩，一边流失无形资产，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行为，怎能不降低信任指数?”……6月9日的《人民日报》在《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一文中，就郑重提出了政府公信力流失的危险性和严重性。而南宁和郑州天桥上的民生断裂，无疑将加剧当地政府公信力的流失。

    担负着连接功能的公共天桥，因为被特权自肥和摆设荒废造成了民生的断裂，也加剧了政府公信这一“无形资产”的流失。因而，如果架设的天桥不能通向民生和民心，发生在这“断裂”天桥上的“无形资产”流失势必会越来越多。（时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