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外滩跨年踩踏事件负责？
2014年12月31日晚23时35分许，上海市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群众拥挤踩踏事件，先后共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上海发布 在1日凌晨4时1分官方确认该消息，转发量至今超过4万2千次，新浪微博话题#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阅读量也在4日突破12.4亿次，讨论量超过18.1万次。
“一个晚上的时间，中国就变成了印度，上海变成了孟买”，一夜之间，这场发生在国际化大都市的重大事件让国内舆论场为之惊愕。尽管恰逢元旦假期，但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病毒式传播作用下，现场图片、视频迅速扩散，网络舆论异乎寻常地沸腾起来。事发次日清晨，外滩踩踏事件已然举国瞩目。
跨年夜的生命警钟让人警醒，“今天不说新年快乐”的致哀举动在网友间传递。监测显示，自2014年12月31日出现零星资讯后，该事件舆情在2015年1月1日大规模爆发，当日相关原创微博量约87979条，论坛帖文量约3229条，博客博文约481篇，无数人的微信朋友圈被悲剧刷屏。活跃网友“医疗律师刘晔”痛心疾首：人群相互挤压而死，呼吸与呼吸相对，眼晴与眼晴相对，心与心相对，那是何等惨烈、绝望与悲观的场景！
连夜分赴现场、医院的国内媒体，倚靠专业化的事件追踪和全景式的报道合力，将事件始末进一步还原。新华社三问“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风险预防策略是否充分？安全管理手段是否到位？应急控制措施是否及时？本该充满着节日喜庆气氛的新年元旦，因为“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蒙上一丝灰色。而通过西方主流外媒的境外传播，外滩踩踏事件一时间成为世界性的新闻焦点。
“外滩十八号抛洒美元引发踩踏”、“上海党报事件冷处理”、“35人死亡上限”……期间，踩踏舆情在各类谣言和流言的干扰中扶摇直上，24小时内的网络报道量突破13700篇。“背离真相的舆论踩踏，将戕害着整个社会信任度”，中国网呼吁舆论不要代替真相下结论，“给无辜的人定罪”。
此后，在警方调查和媒体澄清的强力干预下，相关辟谣得以量级传播，渐近失焦的舆论泡沫得以压缩。网友“加十青年”叹息：有人喷，有人辟谣，千言万语，因为太爱这个国家，不是吗？
2日凌晨1时12分，@上海发布 公布首批32名遇难者名单，原博转发量至今约5万3千次，媒体报道接近2200篇。个体生命的尊严凛然闪烁在庄严肃穆的名单上，遇难者人数和身份确认由此得到“焦灼的注视”，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第一时间发表“人民时评”，继“7·23”动车事件后再次呼吁，“让公布遇难者名单成为一项制度，从此被不折不扣地遵循”。
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组成冰冷的名单，起初震惊的舆论沉淀出悲伤的底色，在公众情绪最为柔软的时刻，以情动人、细节抓人的遇难者报道广为传播，陈毅广场的温情祭悼唤起申城大爱。诚然，部分报道也在新闻伦理的争议中扯出各种纠结，但在舆情升级的主线上，多层次的理性反思逐渐回归，公共舆论的关注焦点接近责任追究的关键节点。
早在1月1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就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重要批示：要求上海市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抓紧调查事件原因，深刻汲取教训。
截至1月4日上午11点，36位遇难者名单全部公布，24名伤者经诊治后出院，25伤者继续在院治疗，重伤员已减少到7人。上海毕竟是中国国内管理水平最好的大都市之一，虽有零星噪音，但地方政府的紧急救治及事后善理工作还是得到了舆论的基本认可。
而在有序完成“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做好各项善后工作”的中央要求后，“抓紧调查事件原因，深刻汲取教训”逐渐成为舆论关注的核心诉求，而这也是踩踏事件调查组的核心工作。4日，上海市领导韩正、杨雄、殷一璀、吴志明、应勇等，在参加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各代表团会前组团活动、市政协十二届三十八次主席会议之前肃立默哀，官方亦再次明确，“事件联合调查组正进行缜密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面对死伤惨剧，不能只哭泣不思考。《武汉晚报》结合跨年几天内发生在全国的多起安全事件，指出事件的发生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暴露的终究还是人的问题，理念的问题，管理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还得归结到追责的问题。
至此，“谁该为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负责”的公共问号正被严肃拷问。有关这一问题的最终解答，势必影响踩踏舆情的后期走势。“人民网评”强调：拿什么来祭奠死者，拿什么来抚慰生者，更长远的，必然是用鲜血打造公共安全的制度笼子，必然是用教训换来更多人的安全意识和防范事件意识，必然是用问责让相关各方多一份责任、少一分含糊的坚决落实。
羊群效应下的“互为凶手”
几天过去，《南方都市报》记者郭现中在踩踏现场拍摄的视频传播甚广，庞大的人流规模与体量叫人恐惧，至今看来仍让人感到惊心动魄。些许欣慰的是，在危机时刻，一群年轻人表现得果敢、冷静，有节奏大喊“后退”的镜头让网民拍手点赞。
但现场并非只有和谐的声音，群众性亢奋情绪、能量、规模的三者结合让“雪崩”成为可能。有网民说：“贪小便宜的心态，天上会掉馅饼、掉林妹妹的心态，不劳而获的心态，小聪明、小农意识的心态，以及暴发户、凑热闹的心态，瞬间在外滩爆发了。”
在诸多报道中，不少人劫后回忆，事件发生期间，台阶上有一群年轻人在“拥挤起哄”，面对警察指挥“树起中指”。与数十米外的“撒金元券”不同，这种群体起哄的现象也许并非存心作恶，只是在夹裹上盲从逐流的力量后，“羊群效应”或诱导灾难的触发。网友“放羊少女楊大小”感慨，“明明大家因为同一个目的聚在一块，下一刻人潮涌动，就可能互为凶手”。
针对现场哄闹者的不耻行径，一篇名为《那些好人和坏人》的“微文”在朋友圈流传，作者将推波助澜者列为“可鄙者”并附上“恶棍”骂名，获点赞上万。法人微博“@平乡县新闻中心”分析，正是少数人的起哄助推人群的盲从，失去理性的洪流才淹没了素质和惊恐，折射出人们社会责任、秩序、安全的淡漠。
每一朵雪花都应愧对雪崩。虽然不愿给广场上的其他人贴“道德标签”，但经济观察网记者梁嘉琳仍然“一如既往地谴责那些恶意制造混乱者”。有评论反思：秩序意识的缺失，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守规矩、讲秩序的人吃亏，甚至被嘲笑，而那些遵守潜规则的人更沾光。
“网”与“粥”的机制缺陷
“事发当晚外滩人流量已经超过国庆65周年的人流量，但布置的警力比65周年国庆有所减少”，面对记者的追问，负责外滩警事的黄浦公安分局指挥处坦言：因为当晚外滩没有灯光秀和跨年活动，所以没有对人流进行控制、交通管制，“存在对人流量预估不足的情况”。
不过，因灯光秀取消而降低外滩安保措施的合理性，在不少人看来显得缺乏说服力。评论员汪忧草遗憾，“当公众最需要警方的时候，上海警方却姗姗来迟。这中间的教训至为深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安全管理资深专家张弘具体解读，从观景台出口发生的拥挤来看，那里发生了力学上的“成拱效应”。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则说， “对这些高危地带，应有应对大人流量的特别预案，事先作出更为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包括警力配备、志愿者力量、各种保障措施等。”
在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看来，外滩观光平台没有活动并不能回避公安机关做人流组织和引导的责任。其援引国务院《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称，公安机关不仅仅对活动场地上的安全负有责任，而是对和场地之间有关系的地方，活动会波及影响到的地方都有责任。
因此，有媒体翻出2006年印发的《上海市处置人群密集公共场所事件应急预案》，按“奖惩”部分规定，对未按相关应急预案开展工作，造成重、特大损失的，给予相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同时，有自称是当晚现场执勤的警员在自媒体撰文直言“要怪就怪管理层”：希望不要处罚一线警务人员，他们也是服从命令，定人定岗，希望媒体能够把持住度，不要让舆论制造处罚，不要让舆论伤害一线执法警察和武警。
那么，沪上网民对执勤警察的态度如何？同样在微信平台，一则名为《一位警察父亲的悲喜人生》的微文流传甚广，“民警老杨”的女儿以“26”的序列躺在了遇难者名单上。面对指向警方的骂声，文章作者愤而不平：面对声嘶力竭劝阻大家服从指挥的警察，有多少人对他们有一丝的敬畏、尊重。一个无视法律的社会，最终会不得不吞下自己酿的苦果。
此文在自媒体场域颇有共鸣，从微信到微博，获赞无数。申城网友“顾震伟”读后，“为每个节假日奋战在外滩的警察心疼。”可见，基层民警的兢兢业业确被舆论看在眼中，记在心头。
值得一提的是，踩踏事件之后，有人将上海外滩和纽约时报广场的跨年航拍图进行对比：时报广场是“一张网”，上海外滩是“一锅粥”。评论员易国祥建议，这次事件后，上海警方完全可以复制纽约时代广场这一张网，避免类似悲剧重演——所谓“网”，即不依靠“关键先生”，更相信机制的自我保障与修复。
“廉价而危险”的决策自信
灾难事件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最坏结果。航空界有海恩法则提出：每一起严重事件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件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件隐患。
事实上，36死49伤的灾难性责任也并非警方单方面足以承受。在这场考验城市管理的突发事件中，各级管理部门均难辞其咎。
在外滩踩踏事件的追问中，有关外滩灯光秀活动地址被更换的细节，被一再提及。作为具备强烈“诱惑性”的公共活动，外滩灯光秀在2013年就曾吸引数十万民众集体参与。财新网调查发现，正是鉴于缓解以往3年交通压力的考量，今年的外滩跨年灯光秀在申报阶段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重大活动办公室否决，但“区级的跨年庆祝活动并未停止”，表演活动改设在距陈毅广场北边0.6公里处的“外滩源”，裸眼4D升级为裸眼5D，凭票入场。
遗憾的是，这一重要信息连同安保降级、外滩不封路的安排，并未充分向公众传达。中山大学传播学教授李艳红通过媒体发声，政府的信息就不能只是“告知性”的、还必须设计成“说服性”的内容。
信息传播的成功在于受众的准确接收和消化，未达到预期效果，就是“传播失败”。李艳红从传播学角度分析，这次“上海灯光秀转场易址”的消息未能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是因为发布主体未能有意识地设计、推动这一关键信息的传播。事后回顾，包括政府部门仅依靠官微平台、发布渠道过于单一；上海本地的大众媒体参与和报道不够充分，报道距离活动举行的时间前置量太短；上海周边城市的大众媒体大多缺席、未加扩散报道等环节，都体现出有关政府部门未能用尽各种渠道、特别是没有充分调动和运用大众媒体参与关键信息传播的疏失。
对此，网友“规划师石楠”不客气地批评：“太多官方作出的决定未能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民众中，从行为习惯的角度，一是有些决策者可能觉得这么简单明了的事情无须赘述，殊不知在信息公开远未到位的下，多叨叨两句可能更省事。二是个别决策者缺乏决策自信，习惯于夸决策英明，不愿提醒潜在风险。”
有前沿观点认为，过去突发事件应对惯以应急处置为核心，现在则转移到以应急准备为重点。现下，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特大城市，其硬件建设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与之配比的城市软件管理方面仍常暴露机制缺陷。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公共信息沟通失当，正是该方面的典型表现。
“这起特大事件必将导致追责，对此用不着怀疑”，《环球时报》社评认为，除了追责，还需要搞清楚事情发生的那些“必然原因”，不能简单以为惩罚种种“偶然性因素”背后的责任人就是在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比“事后诸葛亮”重要，但“枯燥而且昂贵”的预防，“在不出事的时候，它未必能得到社会真实的支持”。
正是如此，荆楚网也有言指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做的不是声讨某个人或者某个部门。相较于在网上宣泄暴力、表达不满，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怎样防止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悲伤永远地躺在2014年，让生者不再遭受此种苦难，不是对死者最大的告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