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济南一名城管要扣留一名抱着三四岁小孩的女商贩的经营物品时，双方争执起来，情急之下女商贩抱着孩子给城管下跪，城管见状也立即跪了下来。事后城管称，下跪是为了与对方“平等对话”，也怕对孩子心理产生不良影响。

    从良心角度来说，这名济南城管完全可算执法队伍中的楷模，他照顾了执法对象的尊严，更细致地考虑到了对执法对象怀里幼儿的心理影响。尽管是情急之下的举动，但也折射出这名执法人员有着能够“将心比心”的良好道德素养。

    但是，是否城管与执法对象同时下跪，就是一种平等对话？或者说，执法人员的道德、良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弥合目前执法与被执法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是个太难回答的疑问，因为它关乎个体在制度之下，如何以非技术性手段对制度的不合理进行有效修补，以及对因制度造成的伤害如何以个人之力完成救赎。

    在屡屡发生暴力执法现象的语境下，下跪的城管不费吹灰之力便成为一座道德丰碑，也因此，这种大环境下的逆向表现承载了太多的舆论关注甚至别样解读。这是一种自然走向，只要追求“平等对话”仍然是孤例，那么，无论执法者以何种方式体现这种“追求”，都会成为舆论中的焦点。不管人们将其定义为“善行”也好，解释为“文明”也罢，它总难以摆脱其间的悲情成分，这种悲情不是来源于被执法者的弱势，也不是来源于执法者的无奈，而是来源于制度执行到最后，却不得不以近乎标新立异的方式来终结矛盾和避免伤害。

    人性之善存乎任何时候、任何角落，这种发乎自然的善不会因环境、制度的恶劣而丧失殆尽，但个体的良知觉悟在与不合理的制度进行角力时，总会不出意外地败下阵来，“个人道德之长难补组织制度之短”是一个已被证实过无数次的规律。在饱受诟病的城管制度面前，一个或几个城管的温柔执法、平等对话，对城市管理和民众求生存之间产生的巨大矛盾能够有多大程度的缓解，能否起到根本性的改观，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在生存的压力与执法的压力之下，商贩与城管都跪下了，尽管看似完成了一种“平等”，但实际上两者下跪所朝向的仍然是不平等。为生计所迫的下跪求情，在冷血的城管制度面前，是人格至卑至贱的被迫体现，尽管城管下跪试图照顾商贩的尊严，但一个抱着幼子下跪讨生活的商贩，又还剩多少尊严可言？在生存权利所剩无几的现实语境下，可以说，“平等”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概念，也就是一个伪问题。

    下跪的城管与下跪的商贩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对话？从人性角度，这自然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是将心比心的怜悯与关照。但在制度的壁垒前，关照与怜悯显然对小贩要生存与城管要完成执法任务的冲突于事无补。也因此，不能奢望这种“平等的对话”能从根本上纾解两者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