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作品与文学期刊销量不断下滑，影响日益边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读者》这类泛文学期刊一直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赢得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长久以来，《读者》式的文学被认为很肤浅，甚至不算作文学。就艺术而言，《读者》代表的写作需要诚恳地商榷，但笔者觉得《读者》创办人胡亚权的观点，值得纯文学界参考，胡亚权将《读者》的魅力概括为——越保守越有力量。
恪守人性之美，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读者》的成功经验值得汲取。这不等于说，当下的文学写作应该向《读者》看齐，应该变得“《读者》化”。作为“心灵鸡汤”的《读者》体，在艺术上有诸多不成熟之处，这自不待言。不过，文学最隽永深广的力量，仍在于扎根人性；“文学是人学”，在当下尤其值得重温。
回顾“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历程，无论“五四”新文学的开端，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代表作品中“人”之典型，是一个被历史严重伤害的形象。比如，《狂人日记》确立了批判“国民性”的文学，“吃人”的历史充满了暴力，吞噬着一切文学的叙述。70年之后，《伤痕》开创了“伤痕文学”潮流，同样着力于历史浩劫对于人性的伤害。尽管两篇小说在艺术性上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但是这种书写的逻辑一以贯之。
居于二者之间的50—60年代文学，在共和国建立的背景下，尝试展现新的人性，不再是历史的伤害者，而是历史的主人翁。相对应的，作品中的人性干净、明朗，充满着乐观的希望。遗憾的是，这种孕育珍贵可能性的写作，发展到后来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夸张、抽象，人性不断上升为神性，一路走到“文革文学”的“高大全”模式，最终成为历史悲剧的一部分。这场历史教训应该被更深入地反思，过于拔高人性本身，难免以形式主义告终，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力。
一路延续下来，当下的作家，主要集中于表现三种“人性”类型：其一，遭遇历史创痛的人性。贾平凹、莫言、阎连科等所代表的乡土叙事，余华等人的先锋写作，甚至于近年来的“打工文学”，都可算作这一类。尽管艺术上各有特点，技巧上差异很大，但都关注历史展开过程中人性的震动与痛感。《秦腔》为乡土文化的衰亡献上一曲挽歌，《1986年》、《现实一种》把历史视为纯粹的、莫名的恶，《那儿》、《马嘶岭血案》展现部分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困境与痛苦。这一类文学，在当下严肃文学中居于主流地位。
其二，沉湎个人伤感的人性。女性写作、青春写作都可算作这一类。这一派文学同样感受到历史的压力，不过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将历史的创痛转化为高度个人化的伤感与孤独，强调青春的恍惚、生活的茫然、印象的捕捉、情绪的宣泄。《春宴》华美的、仪式化的玄想与空洞，《小时代》以极大的比喻写极小的情感，将世界讲述为围绕高度“自恋”的自我旋转的幻象，都是这类文学的典型特征。而这类文学却在当下通俗文学中居于主流地位。
其三，作为象征神话的人性。这一类文学（当下更常见的是电影与电视剧）擅长表现各个行业的模范和英雄人物，强调鼓舞人心、引领风气的力量。它们努力寻找历史进程之中甘于奉献的壮丽人性，运用大量传记式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发掘民族精神中昂扬的精神气质。不过，在以上的优点之外，这一类文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对“人”的神话，有时候人物显得过于完美，反而架空了影响力与感染力。
在以上三种类型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人性”的戏谑解构，比如王朔、王小波、韩寒这一脉的文学，这条“反写”的路数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它们富于想象力，多用“反讽”、“戏仿”、“拼贴”等后现代手法，既不肯定又不否定，而是把人性本身悬置起来。这样的戏谑美学，为观者预留也建构了一处“脱历史”的位置。
悬置人性，将这个根本问题不断从眼前移开，会带来一种奇妙的轻松与自由之感。解构以往文学中的诸多弊端，也有其合理性。但这显然不够，王小波式的喜剧既深刻又充满高度的艺术性，但真正标识民族文学高度的，只能是但丁式的作家，不可能是卡尔维诺式的作家；只能是雨果式的作家，不可能是拉伯雷式的作家；只能是托尔斯泰式的作家，不可能是布尔加科夫式的作家。严肃、深邃的人性世界，终究要被直视，被正面地讲述。尤其是在大众传媒的时代，在非理性的、娱乐化的、注重戏剧冲突的时代，这一点尤其值得重申。
综上所言，当代中国走到今天，当代文学走到今天，是否有可能打破原来的框架，从正面讲述“人”，讲述改革30年来的中国人，讲出我们自己的故事。习惯说差（批判的传统），习惯说抽象的好（宣教的传统），而不会说真正的好（人性的传统），这个现状需要改变，文学需要从正面展现人的生活、命运、情感和幸福。
只有做到这一点，中国当代文学才可能获得普遍性，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在这个方面，标杆作品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冉阿让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展现了既真实又感人的人性的力量。我们期待这样的文学：容纳同时超越大时代的探索、创痛与幸福，最终与真实的自己相遇，这一永恒的幻象，我们称其为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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