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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巴:无畏书生
发布时间:2018-08-14   来源:华声在线娄底频道  作者:戴祖尧

  杜巴(1911~1985),笔名郭亮,字成之,号微心。戏剧理论家。双峰县三塘铺镇人。曾就读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六队副队长,后从事中共地下抗日涪动,在《湖南日报》、《湖北日报》担任副刊室编辑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教师,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员,表导演研究室主任,是中国文学艺术I作者第日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名誉代表。粉碎“日人帮”后,历任文化部《人民戏剧》、《剧本》月刊负责人,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曾参加编撰国家重点文化项目《中国戏曲通史》,著有《戏曲导演学概论》、《音乐艺术》等。

  本文主人公的名字与大革命时期那位自己带兵抓自己,巧妙逃出敌人魔掌而名震三湘的农运领袖的名字一样响亮。其实他叫杜巴,字成之,号微心,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还先后使用过剑魂、凝恨、雪飞等等名字。

  1911年10月杜巴生于湘乡县新安乡(今双峰县三塘铺镇)福庆堂,其祖父是被光绪皇帝誉为“江南才子”、徐世昌总统视为“武库长才”的民国政府陆军中将、曾任湖南布政使、湖南军务的杜俞,父亲杜兰荪是国民政府保安局局长、陆军中将杜心如手下的副官长。这位生于名门望族的公子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幸运,不到两岁便死了母亲,父亲则长年在外。从小失去了母爱,缺少父爱的他性格逐渐内向,整日沉默寡言,唯一与自已心心相通的是比他大一岁的哥哥宏之,兄弟俩在同一位奶娘的哺喂下长大,以后又一道就读于陶龛学校和长沙孔道中学。孔道中学有一位姓王的老师,是位地下党员,经常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杜巴,这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影响很大。

  中学毕业后,兄弟俩一起跑到南京,要求父亲给找份工作。父亲深感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不愿让孩子们卷进去,毅然将他们送回老家,并助其成家,企图用家庭包袱来拴住他们。杜巴成了家并有了孩子,可他的心并未被拴住,除了看书什么家事也不管,与年轻的妻子形同陌路。有天,一岁的女儿坐在他脚旁地下哭泣,自己竞毫无所觉,妻子闻声赶来,见状火起,抱起女儿往丈夫身上重重一摔,这下孩子哭得更厉害了,屎尿一齐来,将身上衣服、手中书本弄得一塌糊涂,杜巴一言不发,默默走开。他找到宏之:“哥,我明天要走了,你走吗?”“去哪里?”“延安。”哥没有立即表态,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慎重考虑,不能说走就走。第二天一早,他不声不响地走了。

  在长沙,他又见到了王老师,找到了地下党组织。组织上考虑到他父亲的特殊身份,劝他不要去延安,留在长沙工作。1938年杜巴到长沙育英儿童团任教,第二年他将该团的两名孩子介绍到抗敌演剧八队工作,不久,自己也来到了演剧六队并担任副队长。演剧六队的前身是抗敌演剧八队,是党直接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革命文艺队伍。身为副队长的杜巴,紧密配合队长刘斐章同志工作,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剧评、音乐、文艺理论文章,积极宣传抗日。

  1940年3月,演剧二队从湖北前线劳军回到长沙,与八队毗邻而居。应当时在长沙出版的《阵中日报》主编(地下党员)之邀,由他和二队队副赵明任编辑,联合主编该报副刊《阵中演剧》.,每周一期,不仅大力宣传抗日,而且在探讨进步戏剧理论、普及戏剧知识,反映抗战剧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阵中演剧》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一年多,出了64期。这些珍贵的史料如今存放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941年、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武汉失守后,湖北省政府退居恩施,这个小地方一下成了第六战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除了演出,杜巴和队长刘斐章还经常在《武汉日报》、《新湖北日报》上发表文章,开展抗日宣传,巧妙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六战区长官陈诚要他们“大力宣传开国盛事,不要写,不要画,不要演,不要唱亡国之音”,而演剧队即将上演的《明末遗恨》,借古喻今,显然不能通过。几经商讨,他们来了个“换汤不换药”,将题目改为《碧血花》。刘斐章赶写《略论<碧血花>的演出》,杜巴则写了《修改(碧血花)剧本的商讨》。二人一唱一和,把当局搞得云里雾里,使该剧得以顺利公演。

  在恩施,顽固派对革命志士的迫害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演剧六队是由一些热血青年组成的文艺队伍,里面有地下党员,由于找不到确凿证据,敌人对其难以下手。有回地下党员李虹在给女友的信中不慎败露了自己的身分,特务将其活活逼死,并借机制造舆论,企图进一步迫害整个演剧六队。为了安慰死者,也为了保护整个集体,队里动员多方力量,为李虹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与会人员同声高唱着由杜巴根据一首苏联歌曲填写的挽歌,歌声时儿高亢,时儿低沉,唱出了积压在人们心头的悲痛和对黑暗统治的愤懑。歌声震人心弦,全场泣不成声,给了特务们当头一棒。杜巴撰写的挽歌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词:你为什么要死去?

  1943年六队转移到万县,杜巴遵照组织安排未跟去,留在恩施。在接替杨培新主编《新湖北日报》和《武汉日报》副刊时,他率领夏木三(夏木元)、尹本栋、秦敢、张行立、张天定等一批比他年轻的同志,利用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机关报的副刊版面,无情地揭露和打击一切法西斯独裁统治,宣传爱国爱民思想。他在半年的时间内,挥笔撰文六、七十篇,大约三天就有一篇文章见报,其中许多是有关音乐和戏剧方面的论述。他的《乐谈》之一至七,通过杂谈音乐艺术,淋漓尽致地揭露法西斯独裁统治,诉说着人民的爱与恨。1943年4月28日的《长江》上,发表了他的《无声音乐》(乐谈之一)。这篇文章指出,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可以“使整个在他高压之下的土地成为一片大的沉默”,但是他们“却始终无法消灭作曲家脑子里的豆芽菜,演奏家脑子里的乐器,歌唱家心上的声音,和人民心照心的语言!…‘他们无须借重声音的领域来诉说他们的思想感情,却以雄视阔步的姿态,纵横于无声的音乐领域之中,当它发展到饱和点,它会依然绝然地摧毁这种暴力,突然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来的!”

  八年抗战的炮火刚刚止息,内战的硝烟又在各地燃起。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杜巴悄悄地离开了演剧六队,开始在国军中从事策反工作。事发被捕后,他亮出了父亲的牌子,当局只好放人。第二次被捕后,他父亲气得要命,举枪扬言要毙了他。可杜巴并未因此畏缩,不久又被抓获,但这回关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父亲。父亲将他锁在一间小屋里,杜巴设法破窗逃出。其时,组织上觉得他已不宜呆在湖南、湖北,便将他调往四川,在丰都适存女中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不久,他被特务发现,与作家骆宾基、丰村等一起被捕,经受了敌特残酷拷打,后经文化界及《新华日报》等多方营救与舆论支持得以获救。出狱后,组织上安排他去上海,参加了“新中国剧社”并在学生、工人中组织歌咏队进行革命活动,其间他在新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艺术》、《新音乐》上发表文章。1948年杜巴经北平到达华北解放区,任华北大学文工团音乐组长。1949年他父亲在从。老家赴重庆的途中因汽车失事去世。

  新中国成立后,杜巴一直以郭亮的名字从事活动,先是在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任教,担任过中国戏曲研究院表导演研究室主任,《人民戏剧》、《剧本》月刊副主编,中国剧协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编辑《中国戏曲通史》并负责撰写其中的表演史等章节,其间发表过不少音乐、导演等方面的理论文章,著有《戏曲导演学概论》、《音乐艺术》等书。

  郭亮是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代表,第三、四次全国剧代会名誉代表。1985年6月18日,郭亮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74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娄底市政协文史委〈中国历代名人与娄底〉》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