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素爱“放炮”的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其博客中再次发出了“卖淫嫖娼非罪化”的呼吁。她提出这个思路的依据在于，老百姓对于卖淫有刚性需求：在超过一亿的流动民工中，性需求无法解决；在边缘的贫困地区，男人找不到女人结婚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最近一项在湘西农村的调查项目发现，当地的男人有三分之一打光棍，嫖妓是唯一出路（30元一次）……而针对卖淫非罪化会不会导致有些官员更加肆无忌惮的问题，她指出，“其实我们可以用对官员实行与一般公民不同的政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社会学角度看，针对一般老百姓的卖淫嫖娼非罪化加上针对公务员的禁止卖淫嫖娼规定，或许是最合理也最具可行性的政策。”

    无庸质疑，李银河这次又“特立独行”了一回。表面看来，她这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了人民大众的“性福”而进行的呼吁，而实际上，则是采用哗众取宠的方式对中国伦理道德、文化体系和法律规范所发出的挑战。

    李银河反复强调，任何人都有和除了配偶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她对于“多边恋”、“一夜情”、“乱伦”等问题所持的观点，前卫得让绝大部分人瞠目结舌。她认为性的淫乱只不过是一个道德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应当由教育部门、宗教部门来加以劝导，而不是由法律部门用法律的手段加以惩罚。她认为“换偶”是无关道德问题的，甚至声称假如她现在18岁，她也去一夜情等等。……看到这些，笔者不晓得大家会做何感想，但笔者却终于明白了国人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龌龊发生的原因，也找到了社会意淫的根源。——国家赋予李银河以学者、教授、导师等头衔，却任由她恣意践踏这个国家的伦理道德、文化体系和法律法规，真不晓得这究竟是李银河的悲哀还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设若李银河单纯就是疯人说疯话的胡言乱语也就罢了，但她偏偏很是理智、很是有“责任”地告诉人们：中国人的“性权利”还不够“解放”， 嫖妓是维护群众利益的唯一出路，卖淫非罪化加禁止公务员嫖娼是最佳政策选择，等等。——这难道是当今社会性学者的使命吗？她算得上一个有严谨而科学之精神的学者吗？作为一个性社会学家，尤其是一个著名的公众人物，本应该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可是象李银河这样不负责任地倡导“性放纵”的后果又是什么呢？

    李银河说，在澳门就有一般老百姓可以涉足赌博色情场所而公务员不许的规定。这就可以一方面防止腐败，另一方面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了。对于此论，笔者更是不能理解。中国是一个人人平等，本无高低贵贱之分的国度，如此一分为二地将老百姓与公职人员分割开来，这到底是对老百姓合法权益的尊重，还是把无辜的老百姓直接打入了“劣等”的深渊？况且，卖淫嫖娼原本就是诸多病症的罪恶之源，这种大肆鼓噪性之淫乱百姓无罪的政治选择，又会将我们那些可爱的百姓置于何样的一种境地？

    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活动的危害性和加强查处打击工作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李银河却不这么理解，她在博文中称，“胡锦涛最近批示要严厉打击卖淫，就是从防止腐蚀干部、干部搞腐败的角度提出的。”怪哉，打击卖淫娼违法犯罪活动本来是对党、对人民、对法律的高度负责，怎么就成了“防止腐蚀干部”的“保护主义”了呢？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一个心理变态或者精神失常的人，她会发出这等不知天高地厚、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吗？

    现今几乎已成为了一个艳照满天飞、裸体遍角落、淫乱成诟病如今的年代了，就连中小学生也学会乱伦了。于是，极度的恐慌当中，中国的教育就把性教育当作了核心工程来抓，性教育就把避孕套当作了万能的法宝......尽管如此，李银河觉得还不够，还要提倡同性恋，还要呼吁“卖淫嫖娼非罪化”，还要打出一个“保护性工作者”的旗号来鼓励中国人民聚众淫乱，甚至换妻换夫。无怪乎国民称李银河是缔造中国性淫乱的“丑婆姨”，无怪乎美国首位华裔市长、医学博士黄锦波先生说李银河根本不配“性学家”的称号。作为一个性社会学家，尤其是一个著名的公众人物，本应该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可是李银河又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前些天，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对警方破获的一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提起公诉。该案涉案人员多达20人，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2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分校、普通高中等9所学校。对于此种案件，教育专家认为，女中学生卖淫团伙的出现反映了当前青少年金钱观念的扭曲和道德观念的沦落。而当我们一味地指责学校教育不当之时，谁又该来为社会文明的亵渎与倒退而买单？ 

    “卖淫非罪化加禁止公务员嫖娼是最佳政策选择”纯属无稽之谈。而让李银河这类专稿歪门邪道、哗众取宠的“学者”闭上嘴巴，我们的社会或许就会少了一些污浊，我们的法律或许就会多了一份尊严，我们的人民或许就少了一些伤害！